對讀者而言，閱讀那些以“我們自己昨日的生活”為研究對象，尤其是那些旨在還原、分析普通人日常生活世界的社會史文本，多少會帶些“冒險性”——“過去是異邦”，將研究對象陌生化、客體化，這對歷史學者、社會科學研究者或許是必要的、可能的；可作為那個時代的生活／事件的親歷者，讀者在接受由研究者所建構的“歷史”時，既可能有意無意地激活自己的記憶，并進而去追索更多的“到底發生了什么”“為什么”，同時也可能會感受到個人經歷與客觀歷史之間的種種違和，包括“你在里面又似乎不在里面”的疑惑。甚至也可能感受到個人記憶被扭曲、被修正，甚或個人情感、生命體驗等被冒犯的不適——“當代無歷史”的史學觀不僅存在于學術界，更可能存在于讀者之中。

盡管如此，能夠看到當代社會史研究的興起，仍然是讀者的一種幸運。通過學者的研究，我們可以重新了解那些曾經的生活。它們不僅是我們梳理記憶、理解個人／家族歷史的客觀參照，如果有興趣，我們還可以借助于其他資料，包括各種回憶錄、口述實錄及地方志等等，嘗試發揮自己的社會學和歷史學的想象力，跨越公共歷史與私人記憶之間的藩籬，進入更自由、更開闊的知識世界。

一、“蔣村”：中國研究中的地方性視角

在方小平的著作《赤腳醫生與中國鄉村的現代醫學》中，“蔣村”是他實證研究的田野調查點。作者雖是社會學出身，且采用了人類學的民族志方法，但他將這項研究定位為歷史學研究，因此書中用的是實名。蔣村在二十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曾是個人民公社，如今是杭州市西湖區的一個街道。關于蔣村行政區劃的演變，以及它的醫療體系對于中國赤腳醫生史所具有的個案意義，作者在書中有相應的介紹。

《赤腳醫生與中國鄉村的現代醫學》書影

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中，以田野調研的方法，從一個村落、一個地方的案例，來探討中國社會的某些屬性特征或制度演變過程，這是較為普遍的質性研究方法。事實上這也是筆者多年來實踐的主要方法之一。這樣的方法對研究者如何洞察個案背后的社會制度和各種結構性力量，以及社會變動的深層邏輯，都有較高的要求。

方小平在方法上有對于自己的學術從社會科學轉型為社會史研究的相應自覺，讓我們切切實實地看到了“從一個地方了解中國”的優秀文本——從對地方醫療世界的回溯、對地方志和田野資料（尤其是相關群體的深度訪談）的挖掘，到對國家制度大背景及其社會的結構性力量的介紹、分析等等，這項研究為我們呈現了一個真誠、嚴謹的當代社會史學術文本。

不過，作為一個讀者，我依然對書中的“蔣村”充滿好奇：它是一個人民公社的名字，書中還提到它是一個“中心村”，那它具體的聚落形態、社會屬性到底是什么樣的？“村”在近代以來中國的語境中，可以被理解為一個自然村落，也可能是農村里的一個行政區劃級別，另外它還可能就是一個地方的名稱。而據我所知，二十世紀人民公社的黨政機關，絕大多數建立在集鎮上。

從書中和網絡上的相關信息了解到，蔣村原來是清朝初年形成的一個集市，曾有“蔣村市”之稱。它與周邊的鄉村地區，在地理空間上雖然緊挨著杭州市，民國以來在行政區劃中也曾是個獨立的“鄉”，但更多時候它被頻繁地分割或合并為不同的鄉，并曾先后隸屬于不同時期的區和縣（杭縣、余杭縣）——也就是說，如果將它放回到歷史過程中，“蔣村是個什么村”，確實是個一言難盡的話題。

無論如何，蔣村在二十世紀赤腳醫生制度被推行的時期，是杭州郊縣的一個人民公社，它也是公社機構所在的一個鎮。對于這樣一個地方，我們當然不難將它納入“中國鄉村社會”的范疇中去加以定義和理解。在很長時期內，即使是在直轄市或省會城市的行政區劃內，除了一些工業衛星城，郊縣地區通常也被歸為“農村地區”，與中心城區分屬城市和農村兩個不同的管理系統。

延至今日，在各地的城市郊區，基層社會行政框架中仍有“街道”和“鎮”“鄉”的區分。與此同時，區別于行政級別中的縣級“市”，作為行政區劃的“縣”和社會學視野中的“縣域社會”，包括其中的中小城鎮，在國家的治理體系和一些學術范式中，都還屬于“農村社會”。

但這并不妨礙讀者會有各不相同的視角和想象——每個人都會從自己的某個“特殊的地方”去看中國，并根據自己的知識庫存、思考習慣去理解世界。“×市”“××市”，在環太湖流域的江南地區，這些曾是極為普遍的市鎮地名。

筆者因為生長并長期工作在這個區域，所以“蔣村市”這個地名很自然地就讓我聯想到了“江南市鎮”這個概念，并由此出發去理解方小平所描述的社會，去想象作者在書中沒有涉及的生活世界。雖然在多年來的社會學研究生涯中，我對這些地方的實地考察，以及涉及的研究議題都非常有限，但江南的城鎮確實是我看中國的出發點之一，而明清以來形成的江南地區的“城-鎮-鄉”關系模式也是我思考城鄉連續統問題的一個重要依據。

二、市鎮農村化與醫療資源的空間積聚

江南研究是學術界的一個重要領域，近年來更有一些研究因其對明清江南地區的城鎮發展水平及其意義的再評價而倍受關注。受其影響，我自己過去幾年在對上海浦東地區城鎮社區生活的調研中，開始借助史學界的成果和相關的地方史資料，嘗試了解在人民公社時期上海的“郊縣農村地區”，以及其他江南縣域社會中的城-鎮-鄉關系到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那些變化與當下的“城鎮化”或“郊區化”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邏輯關系。

我們知道，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為了發展重工業，國家曾將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重點放在中西部地區，而“先生產后生活”也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城市規劃和市政管理的一個重要原則。在這個過程中，東南沿海地區的城鎮建設曾長期停頓下來。然而，城鎮發展的停滯，并不意味著社會原樣未變——盡管民國時期江南地區密集的市鎮網絡，其物理形態及空間分布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以前基本上被保留了下來。

首先，在行政區劃上，按照規模和空間分布，江南各地的市鎮被區分為中心鎮和農村集市。中心鎮通常是公社機構的所在地，鎮上的一部分居民由于在黨政機構、文教衛生等單位工作，或被安排繼續從事工商業活動，還有些無力從事農業勞動的老年居民，他們在戶籍上被劃入“城鎮居民”。其余的原來從事非農業勞動的居民則多被劃為農業戶籍人口，被安排在鎮周邊的生產大隊（一般被稱為“蔬菜大隊”或“市鎮生產隊”等）從事農業勞動。公社范圍內其他的小鎮，一般被分別劃入集鎮周邊的生產大隊中，集鎮上的居民除個別從事非農職業的人員外，一般都被劃為農業戶口，從事農業生產。

其次，隨著工商業集體化和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農產品的統購統銷等政策的推進，政府將市鎮的街市，中心鎮上的大量沿街商鋪關閉。在非中心鎮的集市上，除了供銷社和信用社的下伸店，一般只保留個別農副產品集市貿易點（由政府動態調控）和茶館等。也就是說，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社會轉折時期，江南地區的市鎮社會實際上經歷了一個農村化的過程，包括人口的農業化和空間的農村化。

而同時期，江南鄉鎮地區的醫療資源則呈現了一個向中心鎮聚集的過程。如方小平在書中描述的那樣，自五十年代初開始，政府要求私人診所和個體開業醫生組織起來，成立聯合診所。這一政策被廣泛執行。

以江蘇省常熟縣為例，縣境內原來分散于各地城鎮及集市、鄉村中的私人診所和開業醫生，于一九五一年開始組織起來，至當年底共成立聯合診所五十一所。在縣城之外，聯合診所多建立在中心鎮和集鎮上（有的聯合診所在鄉域內其他集鎮上設分所）。至一九五七年，聯合診所曾發展到了九十一所。但在次年（一九五八）初，政府要求各鄉的聯合診所統一合并，在公社中心鎮建立鄉辦民辦醫院（同年九月建立人民公社后改稱“公社醫院”）。

至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二年一月原常熟縣屬的十四個公社和一個農場被劃歸新建立的“沙洲縣”，即現張家港市），常熟全縣共有公社醫院和公社聯合醫院三十三所，至一九六五年統一改稱“公社衛生院”。在此過程中，社會上個體執業的醫生迅速減少，一九五七年約占當地行醫人員總數的21.8%，至一九五八年基本消失。

筆者出生成長于常熟東鄉的一個鎮上。當地在歷史上不同時期曾是區、鄉及公社等機構所在的中心鎮。公社境內除中心鎮外，另有幾個被農村化的集鎮（五十年代初期三個，其中一個后被劃入另一個公社）。鎮上有一家醫院，還有一家“藥材店”。最近因為閱讀方小平的研究，我好奇地翻看當地鎮志中的醫療事業部分，發現民國時期當地鄉鎮的醫生曾分布于境內各處，除了幾個鎮上有內科、外科和婦科等診所外，還有一些醫生在鄉村執業，他們有的是世代祖傳的名醫，也有的出自當地有名的鄉紳家族。而“藥材店”一業，在中心鎮原有四家，在另外的兩個集鎮上曾分別有一家和三家。

也就是說，當初那些分布于鄉鎮各處的醫生和藥店，在五十年代先后歇業，或者集中到了公社的中心鎮上。江南鄉鎮地區醫療體系的這樣一種變化，一方面無疑有利于政府對醫療業和衛生保健體系的管理，也有助于政府對防疫事業的推進，以及醫療技術水平的提高，包括病床的設置、醫技設備的配備，以及醫護人員的培訓等。

但同時期，鄉鎮社會中的醫療資源被統一集中到了人民公社的中心鎮。這樣一種醫療資源的聚集，無疑會增加農民問診就醫的難度。在筆者看來，江南地區自明清以來長期形成的城-鎮-鄉間有機的商業體系和生活空間，在五十年代的急劇社會變動中被改變，這不可避免地給農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影響。這其實構成了六十年代前期各地基層政府開始在一些集鎮上恢復農副產品貿易點，并在生產大隊設置“綜合商店”和半醫半農的衛生員的一個現實背景。

這樣的角度，或許也可用來解釋全國最早的赤腳醫生何以在一九六五年出現于江南地區的川沙縣江鎮這樣一個歷史現象。而六十年代末期被正式冠名并被推廣的赤腳醫生制度，正如方小平所指出的，它其實是原來已經出現的大隊衛生員制度的一種延伸。

三、工業化體系與西醫的普及

在書中，方小平以實證的資料，令人信服地表明西藥快速醫治疾病的效能和價格變化等因素，是讓農民廣泛地接受西醫的重要因素，在此過程中，赤腳醫生曾扮演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但就我的經驗來看，西醫的普及，還受工業化體系的影響。

中藥在江南小鎮上向來是尋常藥物，還記得在鎮周邊的小路上看到過藥渣被倒在路中央，據說是病家相信，喝過的藥渣被許多人踩過，病會好得快。但我自小到大，好像沒有喝中藥的印象，那個年代里也不記得家中熬制過中藥。今天想來，那不是因為父母排斥中醫中藥，而是因為他們的工作單位里有一個西醫的醫務室，廠里職工及其子女如有感冒咳嗽或生各種小病，都會去醫務室。廠醫是從縣城分配來的一位女醫生，她可以直接開方、配藥并打針。

父母的單位是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早期產物。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爆發，因為美國對華實施棉花禁運（棉花不僅是當時中國輕工業的支柱產業棉紡織業的原材料，棉絨也是制造炸藥所需的戰略物資），政府隨即對國內棉花收購實施管理，并大力推廣棉花種植。與此同時，政府以最快的速度在棉花種植地建立國營棉花加工廠——父母所在的工廠即于一九五一年建立并于當年投入生產。同后來國家在中西部地區建立的三線工廠相類似，單位對職工及其子女的日常生活提供各種內部的服務設施和福利待遇，我們許多子女基本上是作為“廠里的孩子”在廠區長大的。

最近翻閱鎮志，意外看到民國時期當地已有三個西醫在鄉內行醫。除了在中心鎮上和另一個集鎮上各有一位，還有一位就在鎮上一家民營軋花廠內——原來，企業聘用西醫駐廠執業，在當地鎮上早有先例。這讓我意識到，西醫在江南城鄉地區的普及，與歷史上商品經濟發展水平和工業化的程度有密不可分的關系。與傳統的農業勞動不同，在近代工廠，一個職工頂一個崗位，職工的身體狀況直接關系到機器的正常運轉和企業生產效率，企業主對可以快速醫治疾病的西醫有需求，這是不難理解的。

這也可以被用來解釋一九四九年后“勞保醫療”體系的形成機制。據常熟縣地方志載，一九四九年新政權建立當年縣境內就有幾家工廠為本單位職工提供免費的防病治病醫療福利。自一九五一年起，一些有條件的國營工廠、企事業單位實行“勞保醫療”，除職工免費醫療外，其供養的直系親屬享受半費醫療，一些較大的單位并開始自辦醫療保健室。

據載一九五二年縣內共十二家工廠實行勞保醫療，一九五九年這樣的單位增至一百三十二家（受益職工一萬兩千九百人）。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一些集體企業也開始在工廠內設立保健室。同時由于蘇南地區鄉鎮企業的迅速興起，一九八五年縣內享受勞保醫療的職工增至二十萬。

地方史中的這些醫療史信息，讓我意識到，工業化歷史構成了西醫在中國普及的一個重要機制，而勞保醫療體系的形成，曾經有一個自下而上被逐步推進的過程。

四、“特效藥”與國家醫療資源配給機制

記憶中，廠里職工因大病被送到外面去醫治的事例，多是因為工傷事故。那時的工人如果因工致殘，會得到醫療／生活的保障。廠里曾有位師傅在事故中失去了一只腳，后來裝了義足，一直還在原來的技術崗位上工作。八十年代還有位年輕工人在事故中失去了一只手臂，直到最后工廠轉制時仍被留在企業的資產管理小組。

至于職工重病醫療的故事，自小到大，我從老職工那兒聽得最多的，則是我父親的事。“你父親年輕時得了肺結核，那時看他的樣子我們都覺得肯定不行了，沒想到居然治好了。”父親的肺病發作是在建廠初期，我還沒出生。我后來幾次向父親問起這事，每次他都簡單明了地回答說：“那是因為國家用外匯給我買了‘雷米封’藥。”有次他還提到，為了他的康復，廠里食堂有一陣曾每天為他蒸煮特殊的營養汁。

肺結核即一般說的“癆病”，直到特效藥“雷米封”被發明之前（異煙肼，德國化學博士在一九一二年合成，一九五一年在紐約開始臨床試驗，一九五二年由羅氏公司首先在美國上市），它一直是近似于絕癥的傳染病。在五十至六十年代，雖然國外已有特效藥，但在國內還很稀罕。

在近年出版的一些回憶錄中，還可以看到當年上海有人用黃金托香港親友輾轉買藥的往事。我父親當年作為一家地方國營企業的一個普通職工，能獲得那樣的醫療待遇，當然不是因為他有什么特殊的政治地位。我相信，那主要是因為他的技術，在五十至六十年代工業化的舉國體制下，那應該是國家對于稀缺的高級技工的一種特例特辦。

一九五一年建廠當初，政府曾從各地緊急調集來一批技術業務人員，包括兩個上海師傅，其中一個是我祖父。祖父屬于中國最早一代“引擎師傅”（柴油發動機師傅），同時還是棉花剝絨車師傅，曾隨各類機器流轉于上海城鄉和江南各地，五十年代時他已經年老體弱，不過他帶了兩個徒弟過來一起參加建廠，我父親即是其中之一。病愈之后的父親熱情地投入到了新時代的國家工業化進程中。他嘴里常提到的“國家”，顯然不只是他的工作單位。

在那個國家急需技術工人的時代，除了廠里的本職工作，幾十年里他曾為江蘇省和當地鄉鎮企業培訓過一批批柴油發動機師傅，并不斷去各地為陸續新建的軋花廠幫助排車、修車，到上海和全國各地的柴油機廠、紡織機械廠購買機器，配置設備。記得“文革”初期他還被征調，帶著蘇州專區的技術工程隊參加了國家南水北調的“江都翻水工程”的柴油發動機安裝工程。

在那個時代，工人和國家之間，一定有某些制度的、道義的契約關系在起作用——無私的奉獻被視為工人的義務，而對奉獻者的保障也被視為國家應負的責任。又或者，那體現了一種報酬結構的運行。在那種結構中，政府對公共資源的配給，是把群體及其個體對國家目標的重要性及其貢獻的大小作為其價值依據的。

今天回望過去，我們不難看到冷戰背景下社會主義工業化時代的國家醫療資源配置的一些邏輯——那是具有效率優先、手段服從目標、結果重于一切等特點的功利主義的邏輯。在那樣的邏輯下，東南沿海原商品經濟發達地區曾經歷了一個去城鎮化的過程，包括社會醫療資源的空間集聚。同時在不同的職業人群之間，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國家醫療資源差異化配置的社會體系。六十年代末期的農村合作醫療及其赤腳醫生制度，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出現的。非常遺憾的是，這樣的制度體系，在后來的社會演變中，被結構性地且更為精細地沿用到了新的醫療保障體系之中。

基于相同的邏輯，在那個不無特殊的國家工業化時期，工人以及他們的勞動和生活，曾被賦予了“公”的屬性，被認為具有“為了國家”的價值，是需要企業及國家保障的。相對于此，在九十年代以來的產業化大潮中，勞動者被移置于資本市場，這讓幾億農民獲得了自由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機會。但同時，勞動的“公”的意義被逐步消解，工人的生活被歸入私域，甚至“工人”的身份也被“民工”“打工人”甚至“廠工”等特殊的標簽所取代。這些變化，被一些學者歸因于不同的思潮或主義，而我從實證的社會史中看到的，則是國家治理邏輯的延續性。

（《赤腳醫生與中國鄉村的現代醫學》，方小平著，董國強、干霖、王宜揚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二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