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劍濤很有觀眾緣，網友們戲稱最喜歡看他“搖頭晃腦”講課的樣子。盡管身為大學教授，但他日常的代步工具是一輛自行車，最大的愛好是在北京潘家園淘舊書，“每周都會去一次”。

在與他交談的兩個小時里，任劍濤展現出的旺盛的精力與敏捷的思維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他能夠把一個簡單的問題擴展到很深遠的層次，而且表達幾乎不帶停頓和口水詞。

今年62歲的任劍濤兼具學者與長者的風范，在談及動蕩的國際政治局勢以及保守主義浪潮時，他淡然地說，“保持信心，等待轉機”“不要躺平，躺平的結果只會更糟”。

以下是我們之間的對話。

理想的編輯部：我們先從您的這本書談起，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寫作一本關于現代政治觀念史的著作？

任劍濤：這和我的個人興趣和近期工作有關，我一直以來的研究興趣就是現代政治思想史、觀念史和概念史。最近一段時間，我與“看理想”“理想國”合作推出的音頻課程和圖書《混搭的承諾：現代政治觀念史40講》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契機。

往大了說，我想通過這本書和這門課，討論一下普通人與政治的關系。政治是我們生活的本質屬性之一，但我們卻經常遺忘了這一點。我們常常認為政治是國家領導人才關心的事情，這個看法是不對的，只要有三人以上，就會存在權威與服從關系，政治就會發生。所以我覺得有必要和讀者朋友乃至整個社會提個醒，與其回避政治生活，不如深入政治生活，這會使我們的政治生活更自覺也更合理。

理想的編輯部：這本書的落腳點是觀念史，它和思想史的差異是什么？

任劍濤：思想史關注的是思想家們對政治的理解和理論建構，而觀念史則不局限于思想家的想法，它關注的是政治活動的精神基礎。如果離開了某種觀念，我們就不知道政治活動的目的是什么了，所以政治觀念史考察的也是我們考慮政治問題、組織政治行為的底層邏輯。

理想的編輯部：為什么要給本書取名《混搭的承諾》？混搭和承諾如何理解？

任劍濤：所謂混搭，是指政治觀念不是彼此獨立的，而是復雜交錯、相互作用的關系。承諾指的是人對人的承諾，特別是領袖對群眾的承諾，這種承諾與古代社會的宗教承諾很不一樣，它帶有很強的世俗性，對我們的日常生活產生廣泛、持續、深刻的影響。

但是，現代政治觀念通常標榜自己具有絕對正確性，提供一攬子承諾，好像按照它的方法來，我們就能得到更美好的生活。但是，一個看似完美無缺的承諾往往會引發排斥、沖突和敵對的行動。我寫這本書也是希望提醒大家理解政治的復雜性，形成多元的觀察和分析視角，這樣我們在選擇政治觀念和進行政治行為的決斷時就會更加理性、慎重。

理想的編輯部：這幾年，全球保守主義回潮的趨勢非常明顯，特朗普的再次當選、歐洲極右翼勢力的興起讓很多習慣于過往政治秩序的人感到不安，但也代表了相當廣泛的民眾改變的意愿。在您看來，當前這股保守主義浪潮是如何興起的？

任劍濤：如今保守主義出場的原因來自兩個失敗。

第一個是激進主義許諾的通過革命解決所有弊端的承諾失敗了。1991年蘇聯解體，雖然已經過了30多年，但我們仍處于這一事件的余波之中。

第二個失敗是自由主義的激進變革與大眾的生存追求脫節了。“二戰”以后，美國通過雅爾塔體系確立了對全球政治秩序的主導地位，這套秩序的內核由個人主義、理性主義和進步主義組成，我們把它稱為自由主義左翼。

在這套觀念的影響下，西方社會的普遍心理是同情弱者，對移民、LGBTQ+等群體的態度非常寬容，他們覺得這些人的權利需要被承認和尊重，社會應該騰出空間回報這些原先沒有得到善待的群體。但是，當這種寬容發展到出現了100多種性別、青少年被賦予了不用告知父母即可做變性手術的權利時，就有些矯枉過正了，引起人心和秩序的混亂。

在這兩重失敗的基礎上，保守主義獲得了出場的機會，美國最新的選舉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眾糾偏的意愿。

理想的編輯部：近幾年出現了一種悲觀的聲音，認為民主憲政可能是人類歷史長河里光輝燦爛但偶然、短暫的階段，這也許反映了時下人們對民主自由精神岌岌可危處境的消極心態。很多人擔心保守主義的浪潮會引發社會、文化、思想乃至政治制度的倒退，您擔心這一點嗎？

任劍濤：任何人類政治活動的結果都是偶然的，是各種社會、政治、經濟、歷史乃至宗教因素綜合博弈的結果。只有三種情況下會推導出必然的結果：神定論、歷史決定論和社會進化論，但這三種決定論思維都不太站得住腳。但偶然的結果是不是說顛覆就顛覆？我們只能束手無策、隨波逐流？也不是如此。人類的活動有向善避惡的天然傾向，任何傷害生命、不利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政治觀念和主張最終一定會被拒斥。所以我不認為哪種觀念或主義占主導了，就會把一個偶然的成果毀掉。

保守主義本身是現代政治觀念的一部分，自誕生之日起就在與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作斗爭，彼此的拉扯和交疊共同形塑了我們所處的現代社會。伯克闡述的保守主義六大原則是一個社會能夠正常維持人性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底線條件，所以我們怎么會從中讀出現代社會遭到毀棄的結論呢？除非保守主義放棄了自己作為現代政治基本觀念的主張，那時它才可能會毀棄現代社會。

保守主義最具價值的內容是提供了一種審慎的眼光，審慎地看待世界，審慎地看待新事物。它提醒我們不要一出現新事物就歡呼雀躍，而無視了傳統的智慧。所以我們不能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認為保守主義一出場就是錯的，唯有我才是進步、才是正確。這種時候，自由主義陣營更應該自我反省，自己為什么退場了？如果不明白退場的原因，未來也很難找到重新出場的機會。

理想的編輯部：我們過去習慣于進步主義提供的敘事和愿景，期待整個世界會變得越來越自由、開放、多元。但保守主義在移民、性別乃至全球化等問題上的立場以及由此引發的全球局勢的動蕩，讓很多人感到灰心，覺得未來不再有希望了。

任劍濤：一代人的有生之年會遭遇什么處境其實帶有強烈的運氣色彩。我們這40多年發展得非常順利，我們唱《明天會更好》唱了幾十年，大家生活在一種和平主義、進步主義乃至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氣氛里，沒有想到如今遭遇了一個結構調整期。

美國債務高企、向內收縮；歐洲承平日久，現在也開始應對戰爭危機；中國長期的粗放式發展也到了必須調整、提高的階段。所以我們習慣的生活被外部力量不情愿地打斷了，從全世界范圍看，自殺現象越來越普遍。但我覺得，我們還是要保持信心，等待轉機。如果我們就此陷入絕對的悲觀主義，躺平的結果只會更悲催。

理想的編輯部：比起保守主義是否會引發倒退的擔憂，可能更需要擔心的是政治極化的問題，不管是保守主義還是自由主義都越來越呈現出極端的面貌，例如我們剛提到的100多種性別，這其實是很激烈地把性別平等理念推向了極端。

任劍濤：我們的社會此前整體上是向上發展，大家的生活比較如意，自然不會有那么多爭執。從心理上講，平淡無奇的生活會讓人覺得沒有盼頭，沒有刺激感，所以我們想采取一點激進的行動，不要小看這種內在的沖動，這是人類社會青春期的表現。

但是物極必反，任何極端的行動都不可能長久維持，美國的“黑命貴”運動之前聲勢那么浩大，甚至開始打砸搶掠，這種極端行為很快就引起了社會的反感，然后就偃旗息鼓了。“零元購”和“安提法”運動也是類似的結果。所以說政治激情常有，但想要長久維持則非常困難。身份政治必須要回歸到更普遍的公民政治，政治行動要從對抗、激化回到理性妥協，回到相對寧靜的秩序狀態中去。

理想的編輯部：您在書里提到“為觀念而生，為觀念而死”是現代觀念競爭史的典型現象，觀念之間的激烈競爭和互相排斥有利于觀念的發展。但如果各個思想流派都需要通過排斥和形塑邊界的方式表達自己的主張，我們如何在思想領域給互相容忍留下一個合適的空間？

任劍濤：我把基督教的“一神”統治解體后現代政治觀念的競爭稱為“諸神之爭”，這場競爭的突出表現是各家都認為自己是完美無缺的，于是彼此相互排斥。這種絕對正確的自信一旦訴諸國家權力，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所以我們必須在絕對的主張面前留下一個相對的思想判斷空間。我們如何確保這個思想判斷空間的存在？

首先，雖然各家自認為絕對正確，但諸家一直在競爭，當你認為包攬了一切時，其他流派就會指出你認為絕對正確的思想中的錯誤和缺陷，所以思想之間的相互競爭非常重要。

其次，越是單純的政治理念，在進行理想化實踐時，越容易導致災難，這會促使理念進行自我修正。

最后，所有的政治理念在落實為實際的政治方案和制度安排時都會面臨諸多困難。比方說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特別強調分配的平等，但當它成為國家的基本制度安排時，就會意識到分配的正義必須建立在生產的基礎上，所以就必須去解決生產活力的問題。

所有上述的原因都給思想留下了巨大的空隙，找到一個可以作為的空間。

理想的編輯部：您在書中特別提倡“中道政治”，什么是“中道政治”？這是極端政治的解藥嗎？

任劍濤：中道是一種政治立場，政治立場不是只有左中右，中道也是，而且更為高妙。

古往今來的大思想家其實都秉持著中道的立場。亞里士多德就說得很清楚，什么是勇敢？一看到事情就挺身而出是魯莽，一看到危險就躲得遠遠的叫怯弱，居于其間的才是勇敢?？鬃右舱f“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

為什么中道觀念會被這些偉大思想家們推崇？原因在于，政治的目的是保護絕大多數人，這一目的內在規定了政治必須以中道思想為基礎。如果只強調個人看法和組織主張，就會引起廣泛的爭議。

我們看到，特朗普最近一意孤行處理國際事務的做法已經在美國內部產生了強烈的反彈，他上任才一個月，署名彈劾他的人就已經超過10萬。這種壓力使得特朗普不得不調整自己的行為。人是社會性動物，就會受到社會性的約束，中道是人類社會性的重要體現，中道其實就是共識。

理想的編輯部：談到共識，我的感受是，如今是一個觀點分裂的時代，人們能夠達成的共識越來越少了，這似乎離中道政治的愿景越來越遠。那么，處于結構轉型期的我們該如何尋求普遍的共識？

任劍濤：恕我直言，我認為這是一種共識偏執。十幾年前我剛來北京工作的時候，有一個著名的思想網站就叫共識網，連續五六年討論的就是這個問題。國內的左中右各派都主張要重建改革共識，我當時就提出來，重建改革共識已經不太可能，為什么我們就不能在無共識的基礎上進行改革，我們各自追求自己的改革目標，各自發表自己的改革主張，看看到底有多少社會群體接受，進而上升到公共決策。

我們愿意重視共識，是因為人類生活本質的社會性，人們要共同生活，彼此要打交道，所以共識比個人的意識更重要。但人類社會從來沒有達成過普遍的共識，缺乏共識的社會容易出現危機的結論，我覺得值得商榷。當社會在表面上的意識分裂程度越強，其實最核心的那個共識反而凸顯出來——我們彼此不能滅掉對方，必須共同生活。

未來的社會形態會更加多元，我們已經走向后人類時代，要處理的不僅是人與人之間相異的意識問題，還要處理人與機器人相異的意識問題，這是人類從來沒有面對過的。所以我覺得不必追求在任何問題上都要達成共識。這就是羅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里強調的“重疊共識”，我們可以互相不買賬，不必達成廣泛的共識，但是只要達成尊重生命、尊重財產自由的最小共識就可以了。

本文來自：理想國imaginist，作者：理想的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