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麻醉醫生蔣政宇。

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我這個職業？一些人覺得，麻醉醫生的工作是“給患者打一針”就結束了。也有一些人看了新聞后，覺得麻醉醫生其實很重要，因為有一句話叫“外科醫生治病，麻醉醫生保命”。然而，可能很少有人真正知道麻醉醫生在手術中到底負責什么。

我意識到這一點是在2019年。那年，網上出現了一則新聞：上海一位年輕的麻醉醫生在工作崗位上猝死了。那天，我在新聞下面看到很多評論，大家問的最多的問題是：麻醉醫生為什么會猝死？麻醉醫生不是打一針就走了嗎？這個工作應該挺輕松的呀。

那天，我做了四臺手術。回到辦公室時，看著這條新聞，我如鯁在喉。我想，我應該說些什么。說什么呢？我說我來給大家講個故事吧。

麻醉醫生的一天

這個故事發生在我剛工作的第一年，是我經歷的一次術中大出血。那是當天的第三臺手術，時間已經到了下午4點。患者進入手術室后，我按照常規，準備好設備和藥品，叫來了師父，一起進行麻醉誘導。

從患者進入手術室，到外科醫生在皮膚上劃開第一道口子，這之間大約有一個多小時的時間，需要進行麻醉準備和麻醉誘導。在這一個多小時里，我們要做很多事情：

比如在患者的靜脈里插入管道，以便在緊急情況下輸血補液；在患者手上的動脈里穿入傳感器，實時監測動脈血壓；在患者麻醉后，快速進行氣管插管，因為手術過程中患者的自主呼吸會停止，需要依靠呼吸機維持呼吸；有時我們還會在切口周圍進行神經阻滯，以達到更好的鎮痛效果，等等。

▲手術室中的蔣政宇

忙完這些后，我們通常可以坐下來休息，看著監護儀。如果手術過程順利，我只需要保證生命體征平穩就可以了。

那天，我本以為情況也會是這樣。正準備坐下來休息時，突然看到手術臺上一道細小的血柱從腹腔沖上了無影燈。緊接著，主刀醫生喊了一聲：止血鉗！大出血就這樣毫無征兆地發生了。

一開始，我以為不會是大出血，因為主刀醫生經驗豐富，應該能很快止住血。但很快，我發現情況不對勁。大家都沉默了，引流瓶里引流出的鮮紅色動脈血越來越多，監護儀上的動脈血壓波形開始漂移。

我意識到情況不妙，心里也慌了起來。我開始回想大出血的術中搶救我該做些什么，同時，我趕緊給師父打電話：大出血了，你來吧！

出血量3000ml，外科醫生的難關

大約過了一個多小時，出血量達到了3000毫升。這是一臺胰腺手術，血沒止住是因為胰腺位于腹部最深處，視野非常狹窄。一旦出血，手術視野就會被鮮血覆蓋，外科醫生就會陷入一個死循環：出血不止，視野受限找不到出血點；找不到出血點，出血更止不住。

這時候，我已經打開了三路靜脈通道，開始加快輸血補液。但這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出水口和進水口的問題，只要讓輸出的血量等于輸入的血量就行。因為人的心臟比較小，輸血太快，心臟裝不下，就會發生心衰；輸得太慢，心臟沒有足夠的血液泵出，血壓又維持不住。

同時，我要調整麻醉藥的劑量，不能讓麻醉深度過深；還要調整升壓藥的劑量，讓血壓保持在相對穩定的狀態。我就像在懸崖邊尋找一個微妙的平衡點，讓所有生命體征都在這個點上維持相對平衡。

出血量5000ml，我迎來了死循環

當出血量達到5000毫升時，血還是沒有止住，5000毫升，相當于把成年人的全部血液換了一遍。這時候，我陷入了死循環：

大量血漿和血制品的輸入，導致患者的凝血系統開始崩潰。同時，由于器官得不到足夠的血供，他的各類組織里積攢了大量的酸性物質。當血壓突然升高時，這些酸性物質會沖進血液，導致酸血癥，進一步加劇凝血紊亂和血壓降低，從而形成惡性循環。

這時候，我面對著各種各樣的壓力，任何處置都變得收效甚微。給更多的升壓藥，也似乎不會讓血壓出現什么變化；不斷地輸入液體，又擔心發生心衰。

就在我覺得沒有更多辦法、已經達到我的極限時，外科醫生告訴我：血止住了。外科醫生變得淡定了，后續手術中的每一個步驟都可以從容地完成。

的確，外科的難關過去了，但麻醉醫生的難關遠沒有結束，甚至才剛剛開始。

因為大出血對身體的打擊是系統性的。長期低血壓和缺血最容易導致腎臟崩潰，我需要保證腎臟有足夠的血液，避免術后急性腎衰竭；大量輸血后，庫存血的輸入容易導致肺水腫，我要間斷地檢測肺部的呼吸音、檢查呼吸機的參數，保證呼吸系統穩定；我還要糾正凝血問題、器官灌注問題，確保患者被送到ICU時各項生命體征是穩定的。

等我忙完所有工作，把病人送到ICU后，一看時間，已經晚上11點了。這個手術持續了接近7個小時。

我把這個故事寫下來后，看到評論區里點贊最多的一條評論是：看了一部大片。但這就是麻醉醫生的一天。

麻醉醫生要守住最后那道門

大部分時候麻醉醫生的工作就是站在距離患者最近的位置，傾聽并觀察患者身體的每一處變化。

患者在手術中被麻醉后，身體的大多數保護性反射都被抑制，身體就像一個沒有任何管控和剎車的機器。外科醫生是針對某一個零件進行修復，而麻醉醫生則要負責這臺機器所有其他零件的安全。

我統計過，在危急狀態下，麻醉醫生做一個決策的平均時間只有10秒。這10秒里，要分析突發狀況的原因、明確處置方式并立即開始處置。

在做這些處置之前，我們常常會思考，這個決策是否正確、是否有益。有時候這些決定涉及生死，并不容易。我覺得這是麻醉醫生這個職業比較難的一點：我們要守住最后那道門。

醫學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很多時候我們面對的不是一個正確答案和一個錯誤答案，而是一些不太對也不太錯的答案。每一個治療手段對患者來說都有益，但同時，患者也必須承擔這個治療手段帶來的風險。一個醫療決策往往是在一些不太對的答案里，找到最對的那個。

進還是退？我叫停了這臺手術

麻醉醫生有終止手術的權力。無論是術前還是術中，我們都可以做這個決定。老師說終止手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所以我們應該堅持“患者獲益最大化”的原則。上學的時候，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空洞的詞，就幾乎等于沒有原則。

我真正理解這句話的分量，是在遇到一個真實的患者之后。

那是一個“腹腔巨大腫瘤”患者，腫瘤大到完全填滿腹腔、壓扁消化道，導致患者無法進食。如果任由腫瘤繼續生長，她的膈肌會被迫上抬，導致肺部擴張受限，無法呼吸。甚至她會無法平躺，因為腫瘤會壓迫腹主動脈和下腔靜脈，導致循環障礙。這臺手術對她來說是救命的。

▲腫瘤所在位置

我們進行這臺手術時，唯一的目標就是在解除腫瘤壓迫和癥狀的同時，保證整個手術過程不會出現大規模、不可挽救的出血。為此，甚至不追求完全切除腫瘤。因為這個區域的出血一旦發生，極難搶救。

手術的前半程很簡單，因為只需要切除腹部表面的一些腫瘤。但隨著逐步推進到血管豐富的區域時，我能明顯感覺到外科醫生的節奏變慢了，引流器引流出的血液也不斷增多。出血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總會碰到細小的血管分支，豐富的毛細血管也會大量滲血。

隨著手術的繼續，出血量不斷增加。我們其實早有預備，提前從血庫準備好了1000毫升血，但這已經是血庫的極限了，因為那天全上海都在“血荒”。

當1000毫升的庫存血輸進去的時候，手術出血量已經到了3000毫升。這里每一塊紗布代表50毫升的血液，引流瓶里還有兩升。

我不斷忍受著監護儀上血壓的逐漸下降和血氧飽和度的漂移，并且思考：如果手術繼續，接下來的風險我能承受嗎？患者能承受嗎？

如果繼續對腫瘤部位進行切除，更大范圍地切除就意味著更大范圍地出血，但更大范圍地切除也意味著患者有更長的生存率。

怎么抉擇？

外科醫生肯定想繼續手術，因為他有信心可以完成更大范圍地切除，為患者帶來更好的預后。如果更大范圍地切除沒有帶來更大范圍的出血，而且出血量還在我能承受的范圍，那我是不是應該讓手術繼續？

但我看到，這個腫瘤就像黏土一樣貼在主動脈上。如果繼續手術，就好比拿著手術刀劃一根塑料水管。什么時候會劃破水管，誰也不知道。我決定叫停手術。

拿掉最后一個與主動脈粘連不多的腫瘤組織之后，外科醫生嘆了一口氣，放下分離鉗。下了手術臺后，他遲遲沒有離開手術室，反而看著我的眼睛說：

我要是不管不顧地做下去，萬一出血了，滲血了，對她來說更加不好；但是現在這樣，留了一小塊腫瘤在里面，我又不甘心。當醫生啊，有的時候真的是無奈啊。他眉頭緊緊地皺著，眼球上布滿紅血絲。

我知道在與這例癌癥奮戰了兩年之后，他是多么迫切地想要做得更好。但作為麻醉醫生，我知道這是極限了。“讓患者有尊嚴地活著”的前提是“活著走出手術室”。這就是麻醉醫生要守住的那道門。

抓住逝去的生命力

當然，我們做這些決定，除了堅持“患者獲益最大化”，還依賴很多客觀指標。麻醉醫生在手術中最喜歡看的東西是監護儀。監護儀上有各種各樣的曲線和數值，對我們來說，這些都是生命力的最好體現。

▲監護儀上的各項數據

在正常情況下，這些曲線會伴隨著心跳規律地跳動。監護儀還會發出聲音，這個聲音反映了血氧飽和度水平和心率的跳動規律。這個聲音會形成音調，工作久了，我可以根據音調判斷血氧飽和度是多少、心率是否規律。

如果我看到的曲線規律地跳動著，沒有任何錯誤或偏移；如果我聽到的聲音非常昂揚、高調，那就是生命力最好的體現，說明這是一個積極、健康的生命。

但很多時候，也會碰到突發狀況。比如大出血、過敏性休克，或者血栓堵塞肺動脈導致肺栓塞。這些曲線會上下漂移，逐漸變得不穩定，甚至完全混亂；我會聽到脈搏的聲音逐漸降低，心率越來越急促。那一刻，我會真實地感受到生命的流逝，而這些又都會不斷地催促我作出決策。

每當我根據專業判斷做出處置并且起效后，看到這些曲線逐漸平穩，聲音逐漸昂揚，我會說一句：好了，回來了。有人會說我們是把患者從鬼門關拉回來了，但我覺得，我們其實是把逝去的生命力拉回來了。

是什么讓麻醉醫生成為麻醉醫生？

很多時候，很多小伙伴聽完我的故事后會問：你怎么扛住這些壓力的？你才30歲，你怎么把自己鍛煉成這樣的？那么，到底是什么讓麻醉醫生成為麻醉醫生，是什么讓我們變得這么果斷、決絕、臨危不亂？

其實，剛入行的時候，我們都會慌亂。我記得本科的時候，我們要在臨床醫學的基礎上再額外學習麻醉專業的課程，臨床見習和實習的時間也比其他專業長。那時候會給我一種錯覺，覺得自己經歷的狀況夠多，會比其他臨床醫學的學生更從容。但實際上，還是會慌。

2016年，我剛參加工作后經歷的第一臺急診手術讓我印象深刻。那是一臺剖宮產手術，孕婦懷有雙胞胎，其中一個胎兒宮內窘迫，需要緊急剖出搶救。

剖宮產的麻醉其實很簡單，就是在背上打一針、穿刺、給藥，就結束了。孕婦被推進來后，我的師父快速地消毒、鋪單，快速地穿刺到位、給藥。當我還在計算患者該用多少劑量的麻醉藥時，師父已經完成了。患者平躺后，產科醫生立刻接手，消毒、鋪單、開始手術。

我當時瑟瑟地靠在角落，生怕影響他們的任何一個動作。手術室里非常嘈雜，我聽到孕婦因為宮縮疼痛而不斷地發出痛苦的叫聲。這時，產科醫生喊道：來來來，吸引器，我準備破水了，我要把頭摸出來。新生兒科醫生就在我邊上，準備著保溫箱里的搶救設備。

就在我思考接下來該做什么的時候，產科醫生大喊：沒有呼吸，紫的，紫的，快，插管！

我看著一個全身青紫的小孩從孕婦的肚子里被拉出來，放到溫箱上。我師父幾乎在同一時間拿起喉鏡，插進了孩子的嘴里，隨后把氣管導管插進了氣管。這根管子成了孩子的生命通道，因為孩子娩出后沒有呼吸、沒有心跳。

在產科醫生進行胸外按壓時，我們就靠著這根氣管導管輸送氧氣、注射腎上腺素。三分鐘后，孩子恢復了自主呼吸，發出了第一聲啼哭。幾乎同時，手術臺上比他小三分鐘的弟弟也被娩出。

整個手術過程中，我完全不知所措，只是看著我的師父從容不迫地完成了一系列的操作和搶救。經歷這次手術后，我意識到作為麻醉醫生，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我也不知道自己能走多遠。

直到2023年，我作為軍隊醫院的援藏醫療隊成員，來到了那曲市尼瑪縣人民醫院進行對口幫扶。在那里，我碰到了一個三個月大的嬰兒。他在病房里喝奶時嗆咳，奶液嗆入氣管誘發了哮喘，哮喘不斷進展，導致嚴重的并發癥——哮喘“靜默肺”，也就是窒息，全身青紫。

當時，我本應該去手術室清點第二天手術需要的物資。但看到這個場景，我幾乎沒有遲疑，拿起喉鏡插進孩子嘴里，隨后把氣管導管插進去。通過這根導管，我們輸入治療哮喘的解痙藥，最終吸出了嗆入氣管的奶水。

那一刻，我仿佛被師父附體，就像七年前的他一樣，一絲不茍地完成了整個搶救流程。這張照片是我第二天再去看他時拍的，那時他已經活蹦亂跳了。

回想這七年，我到底經歷了什么？我并沒有專門練習嬰幼兒插管的技術，正常工作中也很難碰到這樣極端的病例，從搶救技術上來說，我并不是行家里手。我覺得這幾年的工作并沒有讓我精進某一項技術，但磨礪了我強大的內心。這就是為什么麻醉醫生能成為麻醉醫生。

手術室之外

技術和理念的進步，讓麻醉醫生可以進行更多嘗試。現在，麻醉醫生的工作已經不僅僅局限在手術室里了。

疼痛管理

忍痛是麻醉醫生在日常工作中會碰到一個問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忍耐疼痛被視為一種美德，但這給我的工作帶來了很大的困擾。

首先，大家要知道，疼痛和脈搏、體溫、呼吸、血壓一樣，是人體的五大生命體征。疼痛不僅是一種疾病表現，還會給生理和心理帶來各種并發癥。長期慢性疼痛甚至會導致抑郁。

在臨床上，我們有疼痛評分。不同于血壓等有具體數值的指標，疼痛評分是一個完全主觀的評價指標，需要患者自己描述他的疼痛。疼痛評分是判斷疼痛的唯一標準。

當然我們也有一些客觀的參照。比如，超過3分的疼痛會影響睡眠，分娩疼痛大概是七八分。

我遇到過的很多患者，明明已經疼得冒汗、影響睡眠了，卻還是告訴我：還行，兩三分吧，能忍。我也碰到過一些非常怕痛的患者，他們說：哎呀，我疼得不行了，我現在疼痛有9分。但他們晚上其實睡得還挺香。

總體上，大多數患者還是選擇忍受疼痛。我知道，除了傳統文化中堅毅性格的因素外，還有一點是大家覺得麻醉的鎮痛藥有副作用，能少用就少用。

其實大家不知道的是，我們已經做了很多努力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現在有“多模式鎮痛”的概念，比如通過藥物的提前干預、進行神經阻滯、調整炎癥狀態、將多種鎮痛藥物組合，或者在切口處做局部浸潤。總之，通過各種各樣的途徑來緩解疼痛，而不僅僅使用鎮痛藥。

舒適化醫療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會發現我們最近在不斷推廣“舒適化醫療”的概念。比如無痛胃鏡、無痛腸鏡、無痛喉鏡、無痛支氣管鏡、無痛分娩、無痛輔助生殖……所有這些“無痛”背后，都有麻醉醫生的身影。

以前我們有一個“無痛醫院”的概念，很多醫院喜歡把這個牌子掛在門口。那時候，我們更多強調的是手術患者的鎮痛，緩解手術患者術后的不適感。

但舒適化醫療不僅局限于此。比如做無痛胃鏡的時候，我們不僅僅是用麻醉藥讓患者順利度過這段不舒服的檢查，還會加入一些輕型鎮痛藥和安眠藥。很多患者做完無痛胃鏡后會說：哇，這是我這兩個月睡得最舒服的一覺。其實他們只睡了20分鐘。

現在有一些更前沿的麻醉醫生，他們開設了麻醉睡眠門診，通過規范使用麻醉藥物，緩解重度失眠患者的狀況。我們逐漸認識到，麻醉不僅僅是一種屏蔽知覺的方式，也可以是一種治療手段。

提升患者的遠期預后

除了舒適化醫療，麻醉領域最新的概念還有“提升患者的遠期預后”。可能很多外科醫生都不太了解這個概念。

我們的目的是通過麻醉藥物，讓手術過程對于患者來說不再是一個打擊。這項措施的受益者更多是老年患者。隨著社會老齡化加劇，我們遇到的高齡患者越來越多。有些時候，醫生會告訴他們：你這個手術并不大，但麻醉關難過。

因為我們觀察到，本身存在基礎疾病的老人，在經歷一臺小手術后也可能出現各種問題。有些老年人術后出現肺炎，離不開呼吸機，有些老人本身有心臟疾病，術后要在ICU住很久，有些老人術后甚至會出現認知功能障礙。這些既有手術的因素，也有麻醉藥物的因素。

麻醉門診

現在很多醫院設有麻醉門診，也叫術前評估門診。我們會請即將手術的患者到門診掛號，把他們所有的檢查結果和即將進行的手術流程給麻醉醫生進行評估。

如果存在非常嚴重的基礎疾病，麻醉醫生會建議患者先去內科調整，等身體情況好轉后再接受手術，這樣風險更小，恢復更快。對于一些疑難危重疾病的患者，我們甚至可以提前制定麻醉預案，邀請多個專科的醫生一起加入，為整個手術保駕護航。

麻醉科普之路

然而，與學科的進步和業務的增加相對的是麻醉醫生的減少。目前國內大概有10萬名麻醉醫生。如果按照歐美標準，我們至少應該有20萬名麻醉醫生。

▲圖源：網易數讀

大家會發現在醫院，尤其是公立三甲醫院，預約無痛分娩非常困難。并不是因為無痛分娩技術多難，也不是因為掌握這項技術的麻醉醫生太少，而是我們在滿足手術麻醉需求和門診麻醉需求的基礎上，真的抽不出多余的醫生完成無痛分娩了。

麻醉醫生的待遇并不算高，但工作時間幾乎是外科醫生的兩倍。這就導致麻醉科和兒科、急診科一樣，處于極度缺人的狀態。

其實，每一個麻醉醫生可能都知道我講的這些信息，但大眾了解的卻非常少。這是大眾認知上的局限，也是我們需要做科普的原因。

2019年，我走上了麻醉科普的道路，開始在網絡上寫關于麻醉醫生的故事。我給公眾號投稿，也有自己的科普賬號。2024年3月，我出版了一本書，叫《深呼吸，開始麻醉了》。

書里講述了我親身經歷的13個病例，把當時的場景、我的惶恐、我的舉措，以及周圍的環境和患者的反應，像放電影一樣展現在讀者面前。因為我相信，基于真實敘事和具體場景的科普，更有生命力，也更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鳴。

在這本書的腰封上，我特意寫了一句話：每個人都會和麻醉醫生打交道。因為不同于專注于某一個疾病的內外科醫生，或者關注某一類人群的兒科、婦產科醫生，麻醉醫生的工作貫穿了從嬰幼兒到中老年的生命歷程。

我在手術室里聽到過新生兒的第一聲啼哭，也送走過器官捐獻患者的最后一聲心跳。從這個角度來說，麻醉醫生守護了生命的每一個時刻。

今天，我非常榮幸能在這里和大家分享這些信息。其實，上面那些內容大家記不記得都沒關系，我真正想告訴大家的只有一句話：如果有一天，你在醫院不幸地因為治療、診斷或手術而需要沉沉睡去，請你放心，會有一個人在離你最近的地方，好好地守護你。這就是麻醉醫生對你的承諾。

謝謝。

文章結合演講稿及演講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