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一輛紅色現代SUV駛過了舊金山市中心。這輛車看似平平無奇，但就在一天之前，警方剛把它與一起涉嫌非法闖入的事件關聯在了一起，并將其列入了所謂的“高優先級追捕車輛名單”。如今，該市的各個主要交叉路口均已部署車牌識別攝像頭（即LPRs），只要發現這輛車的蹤跡，警方就將立即行動。

其中一個車牌識別攝像頭拍到了這輛現代汽車的車牌號，將其與高優先級追捕名單上的車輛完成了匹配，并隨即向舊金山警察局的指揮中心發送了自動警報。警員啟動了無人機，對這輛車進行監視。遠在警察局內，他們就能看到有兩個穿著連帽衫、戴著手套的人從現代汽車上下來，走到一輛停著的汽車旁，砸碎車窗，搬走了后備箱里的行李箱，然后開車離開。短短幾分鐘后，警方就刺破了現代汽車的輪胎，逮捕了嫌犯，并收繳了他們的手槍。

歡迎來到技術增強型警務的時代。在這個世界里，攝像頭監控著每一條街道的動態，還有軟件能夠協助破案。有那么幾家監控公司正致力于加速這一進程，其中就包括研發了車牌識別系統、幫助警方搜捕那輛現代汽車的公司：Flock Safety。該初創公司的總部位于亞特蘭大，其產品還包括：安全攝像頭、應急救援無人機，以及為指揮中心打造的一整套軟件工具。

2024年3月，Flock Safety與舊金山政府簽訂了合同，負責安裝并運營400組車牌識別攝像頭。截至8月“現代事件”發生時，該公司已安裝了200多組Flock的太陽能供電、人工智能增強的聯網紅外攝像頭，覆蓋了舊金山全市46.9平方英里土地上的每個交叉路口。

對于這座推崇進步主義的城市，其與Flock的簽約實屬出人意料。在過去的十年里，舊金山政府實現了毒品持有非犯罪化、廢除了保釋金制度，還通過各種措施減少了監獄和看守所的人口。但自從新冠爆發以來，甚至直到疫情結束之后，舊金山街頭的狀況不斷惡化，露天毒品市場、無限蔓延的流浪者營地和日益猖獗的入室盜竊者，導致當地居民和小企業主紛紛對這些政策產生了質疑。

2022年，舊金山地方檢察長博徹思（Chesa Boudin）被投票罷免，因為他已然成為了刑事司法改革（及其失敗結局）的強有力象征。為了避免同樣的命運，舊金山市長倫敦·布里德（London Breed）表示支持《Proposition E》，該提案有意進一步提升警方使用監控技術的權限。

2024年3月初，選民們投票通過了這項提案。兩周后，布里德即宣布與Flock簽訂價值390萬美元的合同。不過，在11月的連任競選中，布里德還是敗給了李維·斯特勞斯（Levi Strauss）的繼承人丹尼爾·盧里（Daniel Lurie）。后者對犯罪行為也抱持著類似的態度。

2024年10月，布里德接受了我們的電話采訪。那時，市長競選已進入白熱化階段。她說：“能夠幫助解決城市犯罪問題的技術就是能夠改變游戲規則的存在。我們因此得以加快工作進度，不僅獲得了安全上的保障，還對那些試圖在我們的城市中犯罪的人發出了警告，讓他們知道，一旦犯下罪行，就絕不可能逃脫懲罰。”

該市的多位高級技術專家都持有類似的觀點，其中也包括舊金山Y Combinator的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加里·譚（Garry Tan）。他在2017年執掌風險投資公司Initialized Capital時，曾領投了Flock的種子輪融資。他和其他幾位知名的商界領袖都支持加強所謂“常識性”執法的力度，并采取更多公共安全措施。

盡管舊金山被稱為罪犯猖獗的城市，但從數據上來說，情況其實相當復雜。舊金山警察局公布的報告顯示，2023年，該市的暴力犯罪率和財產犯罪率均低于疫情前的水平。美國的許多城市都呈現出相同的趨勢，其中大多數城市的犯罪率都已下降至與2019年相當的水平——刑事司法委員會（Council on Criminal Justice）報告稱，單純從數據上來看，已經比1990年代初的犯罪率還要低了。

不過，存在一個明顯的例外：全國范圍內，機動車盜竊的發案率在過去五年里翻了一倍不止。此外，還有許多尚未告破的案件——問題已經到了不容忽視的程度，以至于某些城市甚至安排了志愿者在街頭巡邏。（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的志愿者組建了Facebook小組，有近2.2萬名志愿者在組內自發組織行動。）在這樣的環境下，缺乏人手的警察部門自然而然地將Flock的車牌識別攝像頭等當成了必不可少的工具。

Flock也為此針對性地調整了自己的銷售策略，大力宣傳車牌識別攝像頭可以防止車輛被盜的功能，并順勢推廣其他執法相關的用途。這家成立于2017年的公司已籌集了超過3.8億美元的風險投資，近期的市場估值更是高達40億美元。

Flock的第一款產品是將固定攝像頭與人工智能圖像識別軟件相結合的車牌識別系統；在新品上市階段，其定價僅為同類競品的十分之一。隨著時間的推移，Flock又為該系列增加了數款配套商品，包括安全攝像頭和槍聲監測裝置。

2024年10月，該公司收購了專注研究應急救援無人機的開發商Aerodome。成功搶占亞特蘭大及周邊地區的客戶市場之后，Flock如今又將目光轉向了從東海岸到西海岸的多個城市，包括奧克蘭、奧斯汀和普羅維登斯。業主協會、學校和購物中心同樣屬于其目標客戶范疇。

視頻安全和監控領域（市場價值約為600億美元）的現有品牌往往更重視安全性。專注于視頻安全系統的摩托羅拉系統（Motorola Solutions）稱其使命為“提供更安全的解決方案”。生產泰瑟槍和警用執法記錄儀的Axon宣稱要“在更多的地方保護更多的生命”。

Flock則更加激進地承諾要徹底消除犯罪。Flock Safety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加勒特·蘭利（Garrett Langley）搬出了日本等低犯罪率國家的數據，表示：“我真的不能理解，為什么無法徹底消除犯罪。”

他認為，只要能夠成功解決并起訴更多的犯罪案件，就總有那么一天，能讓所有的“機會犯罪者”打消念頭，不敢真的付諸行動。去年2月，該公司公開了一份研究報告，顯示Flock協助解決了美國當前上報的10%的犯罪案件。

數據只經過了初步分析，但Flock已在營銷中多次引用了這份報告。宣傳的效果非常好：將Flock的技術與可量化的結果關聯在一起，讓人不禁感覺，相比于大范圍的監控設備，該公司的產品更像是某種有針對性的干預手段。

蘭利是佐治亞州人，但自從加入Y Combinator，并籌集到Andreessen Horowitz和老虎環球基金（Tiger Global Management）等公司的投資開始，他逐漸愛上了硅谷這種把野心寫在臉上的氛圍。

他表示：“這正是我們理想中的世界。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就可以走到市長和市議員面前，問：‘你想要無犯罪套餐嗎？’然后向他們介紹：‘使用這套產品，只需要5年，犯罪率就能降到零。’或許出于某種原因，他們不想要對非暴力犯罪趕盡殺絕。‘很好，我們能提供針對這種需求的套餐。’我堅信，犯罪是可以避免的。”

蘭利對警方工作機制和犯罪動機輕描淡寫的態度，令犯罪學家們震驚不已。與此同時，針對以監控為基礎建設警務的倡議，公民自由主義者們也紛紛表示反對，認為這違反了第四修正案中關于“不合理搜查”的禁止條例。

事實上，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已經發聲，建議當地社區不要與拒絕對其產品進行獨立評估的監控公司簽訂合同，并明確提出了對Flock的質疑。在3月份發表在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官方網站的一篇文章中，該組織表示：如果Flock不同意對其車牌識別攝像頭的準確度進行獨立試驗，那么所謂“同類別最佳”的宣傳實在“令人費解且可笑”。

盡管如此，依然有包括警察局長、業主協會成員和校長在內的約5000人購買了Flock的系統。從個人層面來說，他們都希望能夠盡量保證選民和工作的安全。從集體角度來說，通過共享的安全與警務系統每月拍攝的數十億輛汽車的照片，他們正在建立一種公共監控的新常態。

我和蘭利開著車，來到了位于佐治亞州亞特蘭大郊區（當地有5萬多居民，還有不少企業辦公園區）的鄧伍迪市警察局。天空陰沉沉的，好像要下雨了。我們走進了與其他部門共用的市政大樓，映入眼簾的是水泥材質的檐口和立柱，然后在一間沒有窗子的暗室里坐了下來。這里就是鄧伍迪市警察局的指揮中心。

一面長長的墻上滿滿當當地掛著12張顯示屏，我們可以看到鄧伍迪部署的Flock設備都在哪里，還能接收到來自車牌識別攝像頭（追蹤“被盜車輛”“盜竊嫌犯”）發出的實時警報。每當有汽車駛入車牌識別攝像頭的監控范圍，Flock的軟件就會對其車牌進行分析，將圖像轉換為文本，然后在聯邦調查局管理的國家犯罪信息中心以及本地創建的所有高優先級追捕名單中進行查詢與比對。

鄧伍迪市警察局內負責行政服務與調查的帕特里克·克雷格（Patrick Krieg）警官看上去是一副不茍言笑的模樣：留著修剪整齊的棕色胡須，穿著黑色POLO衫，拿著一罐紅牛。

2019年，Flock開始嘗試向警局推銷產品時，克雷格警官曾表示，他認為該公司的技術更適合業主協會和小型企業，因為他們并不一定要得到實時響應，或是整合多種工具。他說：“我們覺得這是一款低端產品，實在無法滿足執法的應用需求。”但他同意了試用：在一輛測速拖車（警方用來監測過往車輛速度的移動設備）上安裝一個Flock車牌識別攝像頭。他說：“不到兩天，那個攝像頭就解決了一起聯邦案件，幫助我們抓捕了一個在東海岸沿線多次作案的商業盜竊團伙。”

從那次試驗開始，鄧伍迪市先是部署了20組車牌識別攝像頭，用來監控進入該市的車輛，后又部署了20組車牌識別攝像頭，用來監控離開該市的車輛。不僅如此，警方還在市中心的多處交叉路口安裝了共25組車牌識別攝像頭，其中就包括鄧伍迪周界中心（Perimeter Mall）附近的交叉路口：Nordstrom和梅西百貨都坐落在那個繁華的街區。截至目前，Flock的車牌識別攝像頭已經幫助警方破獲了多起包括入店盜竊、偷車、人口販賣在內的案件。

“雖然我們已經不會像以前那樣把‘老大哥’這個詞掛在嘴邊了，但看看這張地圖，這就是‘老大哥’一樣的存在。”克雷格警官指了指周圍的屏幕。屏幕上，代表Flock車牌識別系統、攝像頭和槍聲檢測裝置的彩色圖標密密麻麻地布滿了城市地圖。

“（本地人）應該已經發現了，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和資源，說實話，也不愿意一直盯著”監控屏幕。于是，警員們把警戒工作外包給了Flock的實時軟件，自己只需要在系統發出警報后作出反應。“我們希望能根據具體情況來實施有策略的行動。”（Flock允許客戶自行設置車牌識別攝像頭的數據保存時間；鄧伍迪市直接使用了系統默認設置，保存30天的數據。）

克雷格警官介紹說，周界中心本身部署了1200組攝像頭，但只有一小部分連入了鄧伍迪市警察局的Flock系統。然而，當幾年前購物中心的那場槍擊事件發生時，“我們所獲取的證據全都來自Flock系統”。警方在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里捕獲了槍手。多年來，該市的犯罪率始終起伏不定，但近幾年，有一項數據出現了顯著提升：通緝犯的抓捕數量。2019年，鄧伍迪市警察局逮捕了166名通緝犯，去年則上升到了337名。

作為一個狂熱的跑步愛好者，蘭利有著如同青少年一般勻稱的身材。他靠在椅子上，靜靜地聽著這一切。2018年初，在帶著A輪融資的路演演示文稿到處找投資的時候，Flock其實并沒有將執法部門視為潛在客戶。同年，公司的一名銷售收到了得克薩斯州一位警察局長的合作邀請，蘭利的內心產生了動搖。

最終，那筆涉及50組車牌識別攝像頭的大合同徹底打動了他。他回憶道，Flock的投資者因此“大發雷霆”。Anduril的聯合創始人兼創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的合伙人特雷·斯蒂芬斯（Trae Stephens）是Flock的早期投資者之一。他建議蘭利不要與地方政府做生意，因為他們不僅預算有限，而且需求復雜。

為什么不堅持Flock最初的路線，把重點放在業主協會和私營企業上呢？蘭利記得自己對他說：“特雷，我懂你的意思，但他們主動找上了門，還愿意花錢下訂單。”如今，警察部門已經成為了該公司的主要客戶。

Flock日益龐大的車牌識別系統網絡已然成為了籠罩在地平線上的那片陰影，因為包括聯邦政府在內的所有客戶數據都處于共享狀態。單個車牌識別攝像頭或許不會對隱私產生威脅，但分布在數千個社區的數千組相互關聯的車牌識別攝像頭，就不得不讓人心生警惕。如今，隨著Flock在全國范圍內部署數量的增加，公民自由組織的擔憂（以及相關訴訟案件的數量）也與日俱增。

從某些層面來說，蘭利也產生了類似的擔憂。他為自己的公司寫好了宏大的發展計劃，但始終對技術抱持著謹慎的態度。他表示：“曾經有那么一段時間，具體來說就是21世紀初期，大家似乎都覺得技術不會帶來任何負面影響。那是一種相當理想化的（心理）狀態，現在基本已經沒人這么覺得了。”

他堅稱，Flock是“清醒意志”的產物。該公司為客戶提供符合當地法規要求的自我審查工具；通過自我審查，發現了兩例警員利用Flock的數據進行不當搜索的事件。從更廣泛的層面來說，蘭利希望人們將Flock的產品定義為“客觀”且“可操作”的存在。

他說：“在部署車牌識別攝像頭之前，也就是在與Flock合作之前，巡邏警員只會攔下可疑車輛。什么是可疑車輛？就是那些破破爛爛的舊車。”他提出，自采用Flock的車牌識別系統以來，得克薩斯州沃思堡警察部門的車輛截停次數雖有所減少，但相關的逮捕人數卻有所增加。他表示，這是因為警方現在攔截的都是“精確匹配”過的車輛，而非警員主觀上認為存在可疑性的車輛。

這樣的說辭并不足以蓋過公民自由倡導者反對的聲浪。美國公民自由聯盟言論、隱私和技術項目的高級政策分析師杰伊·斯坦利（Jay Stanley）表示：“自動系統確實有概率能減少偏見，但這種理念往往只適用于極端狹隘的范疇。事實上，偏見可能會因為這種技術而導致更嚴重的后果。”

斯坦利指的是2014年密蘇里州弗格森市青少年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被警察槍殺的事件。在槍擊案發生之前，“弗格森市為了填補預算的大缺口，以輕微的交通違規為理由，零零碎碎地向過度貧困的黑人群體收取罰款，并滾雪球一般導致了更多的罰款和錯過出庭日期的事件，使人們陷入了刑事司法體系的怪圈。”他引用了司法部對該市舉措的調查評語：“對于這種宛如噩夢的警察制度來說，車牌識別系統就是最完美的幫兇。”

不僅如此，警方的行動甚至可能因為車牌識別系統的微小錯誤而引發致命的后果。這有一個典型的案例：2019年，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市隱私顧問委員會的主席布萊恩·霍弗（Brian Hofer）遭到了警方的攔截，因為他當時為感恩節旅行租來的汽車被車牌識別系統做了標記。那輛汽車曾被人偷走，后來雖已被找回，但車輛信息并未從被盜車輛數據庫中刪除。（霍弗起訴了警方，并獲得了3萬美元的和解金。）

去年，一名男子被加利福尼亞州皮埃蒙特的警方持槍逮捕并拘留，原因是他的車牌被人偷換，而車牌識別系統竟然標記了受害者的車輛。同樣是在去年，俄亥俄州的一位Lyft司機被警方拘留了40分鐘，后來將Flock告上了法庭；因為Flock發布了一份高優先級追捕名單，警方認為他有人口販賣的嫌疑。（此案已被駁回。）

其他一些應用環境也出現了重大的隱私問題。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即ICE）曾與另一家車牌識別系統供應商簽訂了合同，并向該公司開放了查詢區域車牌信息的權限。利用共享的數據，就能追蹤到跨州墮胎的女性，或是給顧客送貨的大麻供貨商。一旦出現州與州的法律法規存在重大差異的情況，車牌識別系統就可能遭到濫用。

此外，隨著車牌識別攝像頭價格的降低與普及率的提高，與其說它們所構建的網絡是一種預警系統，不如說是一種大規模監控系統。批評者的質疑在于，通過GPS追蹤器跟蹤一輛汽車，和通過各個街角的車牌識別攝像頭追蹤一輛汽車究竟有什么區別？2024年10月，民權組織正義研究所（Institute for Justice）將弗吉尼亞州諾福克市政府告上了法庭，以由“172只不眨眼的眼睛”構成的Flock系統為例，指責其違反了第四修正案中關于“無授權監視”的條例。

至于Flock的立場，蘭利表示，只要部署的程序合法，他對客戶使用其產品的方式持“不可知”態度。他說：“我們研發產品的妙處就在于，我們不會干涉客戶的使用方式。”

即使嚴格遵循設計的理念導向，犯罪學家也對車牌識別系統的有效性存在質疑。作為約翰杰學院刑事司法專業的兼職講師，以及專注于安全與保障的CNA智庫的研究科學家布萊斯·彼得森（Bryce Peterson）表示：“目前尚無強有力的證據能夠證明，此類工具對打擊犯罪或組織調查存在切實的效果。”他聽過警方口頭陳述的部分案例，稱其在車牌識別系統的幫助下破獲了案件。但在實際的警務工作中，很難進行對照實驗。

近期在密爾沃基市，在對已部署了固定攝像頭和車牌識別系統的監控系統進行評估時，彼得森發現，破案率確實有提高的跡象。按道理來講，調查到這里就可以結束了。但事實上，當地的犯罪率也比從前更高了些，或許是因為該系統發現了更多的犯罪行為。他說：“我們很難排除其他因素，從而單獨觀察到車牌識別系統的使用效果。”

對于Flock的客戶來說，他們之中的大多數都只關注自己所在的社區，相比于學術研究的發現，可能執法部門重新掌控街道的切身感受才更重要。提及車牌識別系統好壞參半的風評，舊金山市長布里德表示：“我不知道這些數據是好還是壞，但我知道，舊金山的犯罪率正處于下降趨勢。”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FC中文版，作者：Ainsley Harris，編輯：劉帥，插畫：Adam Qu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