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花瓢白，編輯：朱人奉，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1890年7月27日，文森特·梵高來到一片玉米田，用左輪手槍朝自己開槍，結束了他短暫而絢爛的37歲人生。

但他不會想到，自己的遺作在一個世紀后，讓一條面積僅0.4平方公里的深圳城中村成為全球最大的油畫村。一群以仿制他的畫為生的人，也因為《中國梵高》紀錄片屢次登上熱搜，并走向精神覺醒之路。

但凡看過《中國梵高》紀錄片的人，都很難忘記那一群在光線昏暗的出租屋里臨摹梵高名畫的流水線畫工。

在炎熱的夏天，他們光著膀子，蓬頭垢面地趕工至深夜，然后橫七豎八地席地而睡——畫布攤開就是床，卷起來就是枕頭。

作為紀錄片的主人公之一，趙小勇或許是其中最富超現實主義色彩的人。1972年，他出生于湖南邵陽，因為家境貧寒，初中一年級輟學后只身來到深圳闖蕩，睡過橋洞、做過小工、當過學徒，幾經輾轉才于1996年落腳大芬村，成為一名畫工。

在大芬油畫村的鼎盛時期，趙小勇一次可以接到類似5000張梵高《鳶尾花》這種大單。據當時世界行畫批發商麥克維達的調查，美國市場上流行的油畫行畫70％來自中國，其中80％產自深圳。靠著這個行當，頭部畫工可月入過萬。

但《中國梵高》這個紀錄片改變了趙小勇。從荷蘭的梵高美術館回來后，他不甘于只做臨摹工作，希望創作自己的作品，一度陷入“月亮與六便士”式困境。

今年1月，趙小勇終于在深圳開了人生第一場原創展，嘗試剝離那個舊日的身份。但他很低調，畫展設在一個人流量不大的產業園內，在工作日顯得有點冷清。

趙小勇原創展現場。(圖/新周刊記者攝)

我決定去大芬村找趙小勇見一面。我很好奇，從畫工向藝術家轉型，生活會發生哪些變化？這會是一場與現實脫節的美夢嗎？

“我不是梵高”

趙小勇來了，嗓音聽起來像是喝了一夜的酒。雖然已經53歲，但他人顯得年輕，身上套著一件燈芯絨西裝和一條牛仔褲。

他似乎保留了過去做畫工的習慣，睡到中午才起來，把午飯當早餐吃。在過去那些瘋狂接訂單的日子里，趙小勇通常從下午開始畫畫，一直忙到次日清晨。他比當代年輕人更早知道趕稿和DDL是怎么回事。

但趙小勇覺得這些辛苦不足掛齒。“畫畫比做民工或做建筑的輕松一點，而且自由嘛。”

他不是一個拘謹的受訪者。采訪時間比原約定晚了一個小時，他坦言自己睡過了頭。聊著聊著，他又突然開始翻箱倒柜，打著手電筒到處尋找一條從魚缸中消失的觀賞魚。他覺得它一定是從水里蹦出來逃脫了，或者被老鼠之類的小動物叼走了。

這種散漫和隨性，或許是因為習慣了面對公眾和來訪者。《中國梵高》走紅后，很多人專程跑到大芬村，來參觀這個被阿姆斯特丹畫商稱為“梵高博物館”的趙小勇工作室。

趙小勇現在的工作室。（圖/新周刊記者攝）

迄今，趙小勇的工作室仍藏在村民樓深處，門口掛著兩張海報：一張是《中國梵高》紀錄片的劇照，另一張是“趙小勇藝術展”的展覽信息。趙小勇并不排斥“中國梵高”這個標簽，但感覺他更渴望表達另一個主題——“我不是梵高”。

做原創的初心，要追溯到2014年夏天那一趟歐洲之旅。面對梵高美術館里的真跡，他仍記得那種感覺是“淚腺被頂得滿滿的，說不出話來，人呆了很久”。

如此臨摹二十年，才驚覺自己的“失敗”。畫了十多萬幅畫，其實比不上梵高美術館里的一幅作品。他發現書本印刷的名畫圖片筆法粗獷，但真跡的筆觸是細膩且柔和的。書上的色彩也是失真的，特別是真跡在放置100多年后，呈現出一種腐舊的美感，“我永遠臨摹不出畫里面那種年份感。”

而且，趙小勇一直以為，自己的畫被運到荷蘭這樣的藝術之都之后，會被放在一個正規的畫廊里賣，結果只是被擺放在一個紀念品商店，整張畫布裸露在空氣中，并沒有裝框，擠得密密麻麻任人挑選。沉沉的失落感，讓他一晚上沒睡著。

除了荷蘭，他還去了法國奧維爾墓園。那是他距離梵高最近的一刻。在梵高的墳墓前，他點燃了三根煙，然后沖著廣袤的田野大喊了一聲“梵高！”這一聲被收錄在紀錄片中的回響，仿佛穿越了時空，激蕩了無數人的心。

回到中國之后，一種澎湃的激情在趙小勇的胸膛翻涌著。他覺得，哪怕一年畫出一幅自己的作品，也算是成功。為了畫原創，他嘗試過很多方向，曾背著畫板回湖南老家，給年邁的奶奶畫肖像，畫下趙家古村的幽靜小巷和豐收的季節。

他也試過逃離大芬村，在一時沖動之下跑到寧波和別人合伙開了一家畫廊，但進展并不如意，待了三年后敗興而歸。

最后，他決定從身邊最熟悉的事物著手。依靠回憶，他畫了一組過去的畫室寫照，是他和畫工們每天在油畫堆中一起吃飯，喝啤酒，打麻將，彈吉他，照料襁褓中的嬰兒和調皮的孩童。

趙小勇畫的畫室系列之一。(圖/新周刊記者攝)

這是趙小勇最喜歡的一組原創。在他看來，那代表著一個時代，是大芬油畫村二三十年間的變遷。五彩繽紛的畫面背后，是艱苦的歲月和逼仄的生活。

他還畫下了很多“趙小勇和梵高故事”系列。在想象中，梵高與他在咖啡廳深夜小酌，在星空下指導他畫畫，和他到田野去郊游和寫生。他甚至還畫下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畫面，就是自己拎著水果籃去探望剛割完耳朵的梵高。可以看出，趙小勇早期的繪畫還是有梵高的影子，但后期在慢慢摸索自己的風格。

妻子的“星空”

在工作室等待趙小勇時，我最先見到的其實是他的妻子早春。她性情溫和，手腳麻利，嫻熟地泡紅茶，燙洗杯子，招呼每一位進店的客人。如果對方是專門為丈夫而來的，她就提議先去村里逛逛再回來：“小勇老師一會兒就到”。

很多游客以為早春是趙小勇的助理或經紀人，但其實早春也每天作畫，只是如今倆人的工作方向完全不同：妻子畫臨摹，丈夫做原創。

早春是趙小勇收的第一個學徒。她是江西贛州人，十五六歲就來到深圳打工。1994年，她入職了一家臺灣老板開的工廠，專門做樹脂類工藝品。一開始，別人都覺得她堅持不久，因為她沒有美術功底，只會上色。但早春很喜歡這個工作，一干就是三年，哪怕加班是家常便飯，最忙的時候要干到深夜2點，然后早上7點半又掙扎著爬起來上班。

也是在這家工廠，她認識了趙小勇。趙小勇當時是個技術工，會做一些彩繪，后來又決定跟著一位老鄉的哥哥在大芬村學畫畫，成立自己的工作室，早春便辭職跟了過來。

那時候，大芬村的油畫產業方興未艾，早春就從零基礎開始跟丈夫學畫畫。油畫一旦畫壞了就賣不掉，成本很高，趙小勇就從鋪底色教起，“比如說有100張《向日葵》，就不停地在上面鋪底色，再慢慢學調顏色。”

這是他帶徒弟的方式。在他看來，畫工不需要天賦，只是一門可以復制的手藝。和其他流水線畫工不一樣，趙小勇是給每個徒弟分派一張圖，有人專門畫《夜間的露天咖啡座》，有人專門畫《向日葵》，一年四季都只畫這一幅，只要這個訂單來了，就全歸這個人。所以，一些畫工幾乎十年間都畫同一張畫，畫吐了也得繼續。

早春被分到的是梵高的《星空》。一開始，她的筆觸很生硬，趙小勇就跟在后面一張張收拾，調整層次和細節。早春一邊看書一邊苦練，很快就出師了，用趙小勇的話來說是“畫得快又畫得好”。

在趙小勇工作室里，掛著一張他指導妻子畫《星空》的原創畫。(圖/新周刊記者攝)

盡管訂單越來越多，但因為價格低廉，夫妻倆的日子捉襟見肘。那時候是1998年，倆人連結婚都沒有擺酒，和其他人合租了一套兩房一廳的農民房，月租五百塊錢。當時的大芬村還被稱為“大糞村”，因為地勢低洼，高處的污水全往村里流，每逢夏天臭氣熏天。

而且，那個年代的畫室也沒有空調，一方面是費用太高，另一方面是油畫的油層很厚，空調吹不干，只能用電風扇，所以再炎熱也只能硬扛著。

結婚之后，早春的一雙兒女相繼出生。她既要帶孩子，同時還得兼顧畫畫，“那時候很能熬，眼睛都要閉起來了，快要睡著了，但手上的畫筆還在動。”

除此之外，早春還得做無窮無盡的家務，買菜、做飯、搞衛生，小孩幾點醒來，她就得幾點起床。廚房位于工作室一角，早春最忙的時候要做9個人的飯菜，因為在過去的大芬村，很多畫室都是家庭作坊，趙小勇把弟弟、小舅子、叔叔等都召來了，一大家子全擠在工作室里生活。

但早春覺得有錢賺就挺好，干活的沖勁很大，從未離開大芬村。在《中國梵高》紀錄片中，早春不太同意趙小勇出國去看梵高的真跡，多次勸阻。但她告訴我，其實她是同意他去荷蘭的，只是心疼錢。那一趟“梵高之旅”，趙小勇花了差不多五萬塊，這對普通人家來說不是一筆小數目，而且倆人當時剛剛在深圳買了房。

“那時候我也想去啊，但是兩個人去就要10萬，去不起呀。”早春說。她也想去開拓一下眼界，但一聽到要用這么多錢就退縮了。

早春至今仍沒去過荷蘭。但她對這趟旅程充滿想象，覺得如果現在要去的話，要再囤一點錢，因為得一家四口一起去。

所以，早春既是趙小勇的工作伙伴，也是像幕后管家一樣的角色。在趙小勇的原創作品中，也能看到不少妻子的身影。他創作的第一幅寫實照，就是妻子在畫《星空》的模樣。早春第一眼看見這畫時，心想：“哎呀，我就長那樣？”覺得有點丑，厚厚的藍色套頭衫顯得她很胖。但后來看順眼了，早春又很喜歡這個作品，一直舍不得賣。

趙小勇關于妻子的第一幅創作。(圖/新周刊記者攝)

如今，工作室里懸掛的所有原創作品都是趙小勇的。從荷蘭回來之后，早春一直支持他做原創，讓他別再畫臨摹了。

我問早春，那你想畫自己的原創嗎？她先是說，“我想不出來呀，我沒有那個天分嘛。”后來她又補充說，主要是被生活的瑣碎事情束縛，沒有時間去想。

訂單時代過去后，大芬村的很多同行走了，像趙小勇和早春這樣留下來的夫妻檔并不多。趙小勇的原創產量不高，收入也不穩定，所以當下工作室的日常收入，基本還是靠臨摹畫的零售。

早春的小幅臨摹畫賣得不錯，但她常常覺得自己精力跟不上。如果不追求品質，她兩三個小時能完成一幅，一天能畫好幾幅。但她知道，要想畫得好，必須要花時間。

早春展示她畫的《星空》。(圖/新周刊記者攝)

她和趙小勇現在分別有自己的工作室，趙小勇在大芬村，早春則是在自己家里開辟了一個。他們在工作上保留了相互獨立的空間，很少去對方的“地盤”。

趙小勇的女兒也在父親的工作室畫畫。早春不太想女承父業，覺得畫畫太辛苦，但又覺得女兒有天分，內心又真正喜歡，只能尊重女兒的選擇。

油畫工廠的消逝

在大芬村的入口，一棟樓的外墻上刷著八個大字：“世界油畫，中國大芬。”

游客在大芬村其實很容易迷路。無論走進哪一條小巷，都會看到畫板上千篇一律的向日葵、田野和星空，價格也不昂貴。

趙小勇不是這里唯一一個有藝術夢想的人。在這條小小的城中村里，或許還有數個“中國莫奈”“中國達·芬奇”，但他們還未揚名就已離散。

隨著歐美批量訂單的消失，流水線畫工已然成為歷史。沒人再需要起早貪黑地趕工，趙小勇也不再需要背著畫到處推銷，家庭作坊不復存在，就連他的兩個孩子也不再畫梵高的畫。

趙小勇如今的畫室，以原創為主。(圖/新周刊記者攝)

一個時代已經遠去。趙小勇還記得，自己剛來深圳時，踩著單車到處找工作。那時候廣深高速還在建，世界之窗附近還是一片黃土地，房子寥寥無幾，大芬村幾乎是他唯一的棲身之地。

如今，深圳正在發生巨變，大芬村也在經歷它的重生，原創畫家遍地開花。盡管如此，很多人提起這個村子，還是下意識地認為里面的人只是在設計好的畫布上“填色”，是熟練的工人而已。

大芬油畫村或許從一開始就是“商業化”的，只是從前是油畫工廠，現在是一個網紅打卡地——只需要花上五十塊，就有一位專業老師教你從零基礎畫一幅油畫，畫完還能把成品帶走。

趙小勇說，這種規模化產業是在疫情后才出現的，因為很多店鋪堅持不下去，就來做供游客體驗的產品或課程，很多教畫畫的老師從前跟他一樣都是趕歐美訂單的。

一位阿姨在畫“哪吒”。(圖/新周刊記者攝)

村里也不再是純粹的油畫世界，很多混合著文藝和小資氣息的小店也“入侵”了這個地方，刺繡、陶藝、藤編、萌寵一應俱全，開了又關，關了又開。

2月，村里的大芬美術館正在展出一個“交響時空AI藝術作品展”，展覽入口處寫著“AI已成為關鍵驅動力，顯著賦能藝術家創作”。這和幾步之遙的大芬村里還在堅持手繪和原創的藝術家形成一種割裂的奇觀。

在趙小勇的店鋪角落，也擺放著一張他幫別人賣的AI畫像，跟整個工作室的畫風格格不入。這是一個很微妙的存在。但是趙小勇認為，當下如火如荼的AI繪畫技術對大芬村的油畫產業鏈造成不了沖擊，因為它始終代替不了手繪和創作。

但那個屬于流水線畫工的時代確實消逝了。隨著成本升高，油畫工廠逐漸從中國撤出，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勞動力市場。

只有右手的疼痛時刻提醒著趙小勇那些過往。因為長年累月作畫，趙小勇的右手患上了“網球肘”，有時候拿個水杯都感到疼痛。趙小勇回憶，從1997年到后來的趕訂單年代，從早到晚都是坐在工作室，保持同一個姿勢作畫，“根本很少走路”，很缺乏鍛煉。

很多人也不知道，畫油畫其實需要很大的力氣。尤其是給大幅的油畫打底時，揮舞筆刷子時“像練氣功一樣”。

不久前，趙小勇從一個堆放畫作的倉庫分別翻出來一幅2002年畫的梵高的《星空》和《盛開的杏花》，它們不知道什么原因被遺留在角落里，一直沒有裝裱。色彩在沉淀之后，隨著時間的流轉不停變化。那就像他的青春。

我問他，你覺得自己現在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嗎？

他回答得斬釘截鐵：“當你有創作能力的時候，你就已經是個畫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