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1963年的柏林危機

從1961年到1963年，柏林危機成了肯尼迪總統工作中的頭等大事。這場危機考驗了他，也塑造了他。柏林危機——后來演變為古巴導彈危機——是核大國之間第一次試圖用直白的戰爭威脅來解決國際爭端。赫魯曉夫挑選柏林這個地方來展示核武庫以威脅西方。肯尼迪真的很懼怕核戰爭的危險。長期擔任肯尼迪助手的肯尼斯?奧唐奈爾（Kenneth O’Donnell）后來寫道，肯尼迪感覺自己被柏林“困住”了。奧唐奈爾發現，在白宮內部的會議上，肯尼迪在他放在內閣桌子上的一個黃色便簽簿上一遍又一遍地寫下“柏林”這個詞。

肯尼迪和他的團隊開局并不理想。他們最開始的關注點是莫斯科而不是德國。吸取了1914年的“教訓”之后，這些“新邊疆主義者”非常擔心對局勢的錯判會升級為核大戰。美國的盟友、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也持這樣的觀點。在經歷過兩次與德國的世界大戰之后，英美兩國都在問自己：為了一個被蘇聯包圍的前敵國首都，是否值得讓自己的國家承受核毀滅的風險？

古巴導彈危機

（1952年，編者注）10月，柏林危機在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加勒比海——來到了最緊迫的時刻。有一段時期，歷史學家們把古巴導彈危機當成一個單獨的事件來研究，但是現在很多人都認為，搞定柏林問題是赫魯曉夫把中程核導彈部署在古巴的重要目的，甚至是首要目的。蘇聯的外交行動表明，美國需要銘記自己傳統上的大陸安全目標，包括注意這個國家南方側翼的安全，并認識到北美和全球權力映射之間的新關系。

赫魯曉夫計劃先把導彈在古巴安裝好，然后于1962年11月前往聯合國解決柏林問題。赫魯曉夫想把他在聯合國提出的柏林問題解決計劃作為一個避免古巴導彈危機升級的“妥協”方案。蘇聯人不需要用核導彈去保衛古巴。他們的目的是威脅美國，并迫使肯尼迪讓步。為了準備在秋季攤牌，蘇聯人建造了橫跨東德的石油管道，并在東西德邊境上駐扎了大量部隊。他們沒有為軍隊的行動做任何偽裝。這種大規模的軍力展示會加強威懾力，迫使德國人和其他西方盟國讓步。用赫魯曉夫的話來說，就是“馬上識相起來”。

這一次，肯尼迪對戰略實力的對比有了新的了解。他曾在1960年說過美國的導彈水平“比不上蘇聯”。到了1962年10月，這位總統已經十分確定，雙方的導彈確實有差距，但美國才是大大領先的那一方。衛星圖像和間諜，再加上U-2偵察機從空中拍攝的照片都說明，美國在洲際導彈方面的領先優勢巨大。蘇聯人的洲際彈道導彈（ICBM）數量比美國人之前估計的要少很多，而且蘇聯已經部署了的第一代洲際彈道導彈甚至還存在一些問題。比數量上的差異更重要的是，美國的一份國家情報評估顯示，美國的“第二次打擊”能力至少是不亞于“蘇聯的第一次打擊能力”。1962年10月，總統授權國防部副部長發表演說，公布美國的導彈、戰略轟炸機和導彈潛艇的數量——這些數字加在一起就能表明，美國與蘇聯相比處于戰略優勢地位。為了保證蘇聯政府能得到消息，美國把數字和照片都通報給了北約各成員國，這樣蘇聯情報機構就肯定會報告給中央。

10月中旬，中央情報局發現了古巴的蘇聯核導彈，并認定蘇聯政府正試圖扭轉戰略平衡態勢。一份國家情報評估顯示，如果蘇聯人成功部署這些核武器，蘇聯政府“可能就會認為，其在柏林等其他沖突場合威逼美國的風險將會降低”。幾十年后，梅和澤利科在研究了蘇聯檔案后認為，雖然赫魯曉夫和他的同僚們“非常重視古巴，但他們在討論導彈部署的時候卻極少提到其威懾美國以使其不敢入侵古巴的作用。他們談論戰略核問題的時間要多得多。柏林是他們最擔心的問題，在討論中不斷被提起”。

古巴與柏林

1958年和1961年，赫魯曉夫的兩次最后通牒最終都不了了之。東德人希望蘇聯政府能再強硬一些。1962年3月，蘇聯新任駐美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Anatoly Dobrynin）在前往華盛頓就職前見到了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對德國和柏林問題的關心超過了其他所有話題。”多勃雷寧回憶道。赫魯曉夫聲稱美國人在核威脅的問題上“格外傲慢”，并表示“現在是時候把他們的長臂剪短了”。梅和澤利科在他們關于古巴導彈危機的著作結尾處寫道：“我們相信，赫魯曉夫1962年時的柏林問題戰略的關鍵之處，就是古巴的導彈。美國駐蘇聯大使湯普森和倫敦的專家也是這么認為的。”

肯尼迪從一開始就認識到了古巴導彈和柏林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他第一次在演講中提醒美國公眾注意蘇聯導彈的時候就警告蘇聯政府，不要對柏林采取不友好的行動。10月19日，肯尼迪對參謀長聯合會議成員們說，美國如果進攻古巴，就會給蘇聯一個接管西柏林的借口。他強調：“我們的問題不僅僅是古巴，也是柏林。而且，在我們認識到柏林對歐洲的重要性，以及對我們的盟友的重要性之后，我們就會知道這個問題為什么會成為一個兩難選擇。”按照勞倫斯?弗里德曼的說法，肯尼迪“把古巴看成柏林危機的延伸；他無論對古巴采取什么行動，幾乎都會不可避免地招致蘇聯對柏林采取行動”。柏林人很快就明白了古巴發生的事情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么。他們贊美肯尼迪，說他們知道“肯尼迪正在像為自己戰斗一樣為他們而戰斗”。

關于肯尼迪是如何運用高超的外交手段迫使赫魯曉夫把導彈撤走的，歷史記錄能充分地說明問題。在一個美國占據軍事優勢的環境里，蘇聯的行為顯得太得寸進尺，而肯尼迪充分利用了這一點。他提出了強硬的要求，并精心計劃了每一步的行動——其背后依靠的是充足的軍事實力、與盟友的合作，以及公眾的支持一一每一步都把重心放在他的核心目標上。他給了赫魯曉夫避免沖突升級——尤其是升級到使用核武器——的時間和機會，同時又“保持了熱度”。“檢疫隔離區”的設置顯示了美國人的行動決心，同時又給了他的對手一個停下來權衡后果的機會。肯尼迪給赫魯曉夫留了一條退路，并使用私人渠道來提供讓步。蘇聯的一位外交部副部長曾提議進攻柏林以轉移矛盾焦點，但赫魯曉夫沒有選擇在柏林攤牌以加劇古巴導彈危機造成的風險。肯尼迪要求，如果蘇聯開始封鎖柏林，克萊將軍就要立即前去應對。

隨后，蘇聯人從古巴撤退，從而改變了柏林危機的進程。美國及其盟友在蘇聯咄咄逼人的舉動面前給出了強硬的回應，顯示出了力量——這也是克萊將軍曾經試圖在柏林使用的方法。赫魯曉夫的咆哮現在已經不那么管用了。蘇聯對柏林的騷擾仍在繼續，但其行動變得更加小心，也沒有那么自信了。

冷戰緩和

肯尼迪這次終于展示出了自己的力量，現在他可以按照自己最青睞的方式去緩解冷戰的緊張氣氛了，尤其是要降低核戰爭的風險。1963年6月，美蘇同意開通一條熱線電話，以供在緊急情況下建立快速聯系。1963年8月，兩國又簽訂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Limited Test Ban Treaty)，禁止在大氣層進行核爆炸。這一條約的軍事意義并不重大，但這是美蘇第一次共同做出軍控的努力。

一些研究冷戰的學者認為，柏林危機與古巴導彈危機是東西方關系發展路徑上的轉折點。從1961年到1963年的經驗中產生的決心、威懾和議論最終導致了發生于1989年到1990年的劇變。柏林、德國和歐洲的未來將由下一代人在下一個時代決定。西方同盟的邊界線將會是柏林墻——而不是易北河、萊茵河或英吉利海峽。在整個世界上，柏林和柏林人都將成為一個象征。

讓我們再回到1963年6月26日，肯尼迪總統在柏林大學發表了第二次演講。這是一次更為冷靜的政策宣講。他強調了談判的重要性。他談到了德國統一，但也提醒人們要有耐心，因為統一進程“不會快，也不會容易”，而且其他國家“需要比今天更清晰地看到它們自己的真實利益”。肯尼迪的這番話將在27年后得到驗證。

評價肯尼迪外交：德國、積極行動主義和危機管理

肯尼迪的冷戰外交故事給了我們三點思考。第一點，肯尼迪和他的幕僚們最開始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蘇聯政府身上，而馬歇爾和艾奇遜——尤其是后者——都把美國的盟國作為首要的戰略重點。美國經過長期的斗爭，在西方民主國家的公眾意見和愿望的支持下，建造了一個跨大西洋的同盟，并讓成員國結成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的伙伴關系。那兩位早期的冷戰斗士得出的結論是，在此之后，與蘇聯人的談判要么就不會有成果，要么就根本無法進行。

由于缺乏耐心，肯尼迪曾主動和赫魯曉夫談條件。他一開始把柏林視為一個人質——它的存在使任何試圖緩解核緊張氣氛的外交倡議都無法奏效。與他相反，艾奇遜和克萊認為，只有堅定地支持柏林和西德才能保衛跨大西洋同盟，而這個同盟是美國在冷戰中的實力基礎。隨著時間的推移，肯尼迪比他的幕僚們更清楚地認識到了柏林的價值——它是一個生機勃勃的西方世界橋頭堡，暴露出蘇聯共產主義的缺點。柏林提醒著每一個人，美國有意愿為歐洲的安全站崗。這座分裂的城市還創造了美國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之間情感上和實際上的紐帶，而這個歐洲中部的國家將決定冷戰的命運。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冷戰接近1989年到1990年的終點之時，這一戰略視角的分歧又重新出現了。我會在第17章講到，當時的總統老布什與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強力聯手，讓一個民主的德國完成了和平統一并加入了北約和當時的歐共體。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在這個問題上猶豫了，其中部分原因是她不想得罪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也有些懼怕德國統一后的實力。

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起初也不喜歡德國統一的前景。德國統一之后，比爾·克林頓總統的俄羅斯事務顧問斯特羅布·塔爾博特（Strobe Talbott）對老布什和他的國務卿貝克提出批評，說他們“主要的目的是支持他們的保守派同黨赫爾穆特·科爾，因此站在了一個重要盟友的一邊”。塔爾博特認為“快速統一所造成的干擾性后果”削弱了戈爾巴喬夫的權力。在那個時候，塔爾博特認為幫助戈爾巴喬夫要比信守同盟承諾和保衛德國的制度，并讓德國成為泛大西洋安全系統中的一個合作伙伴更為重要。

美國永遠都不應該認為自己和德國的伙伴關系是理所當然的。考慮到德國的面積、經濟實力和地理位置，這個國家將會像過去一樣，在歐洲的未來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美國在冷戰的幾十年中，尤其是成功的尾聲階段中贏得了和德國的特殊關系。如果美國政府無視持續破壞這種關系的后果，那將是非常愚蠢的。

肯尼迪——與幾十年后的布什和貝克一樣——也認識到了柏林人和德國人對美國外交的重要意義。柏林人不想成為強勢政治人物手中的棋子。從1948年到1949年，以及1961年到1962年，柏林人都站在西方世界的前線上抵擋住了外部威脅。美國如果放棄他們，那就將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在1989年和1990年，柏林人和其他兩德人民一起發動了通過外交途徑完成統一的進程。美國和聯邦德國利用人民的熱情促成了民主的統一，而不是讓兩個不同體制的國家結合在一起。

第二點思考是關于肯尼迪的積極行動主義的。肯尼迪渴望成為“進攻的一方”，以便搶占辯論的主動權，并改變戰略判斷的結果。對于這一點，我是很敬佩的。絕大多數政府官僚機構，包括龐大的美國聯邦政府各部門，都傾向于只是被動地做出反應。領導人總是難以改變現狀或重新思考已形成慣例的行為方式。艾奇遜已經通過定義政策規劃的作用說明了這一點。此外，肯尼迪能夠小心地爭取美國公眾的支持，這展示了他作為民主領袖的技巧。

即便如此，肯尼迪還是認識到了，沖動的積極行動主義或是欠思考的行動都是危險的。要想讓積極行動主義有效果，就要先研究一個問題的歷史，對設想提出挑戰，并考慮第一步行動之后每一步的計劃。這樣有助于理解其他人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在與對手較量的時候，積極行動者需要知道對方的經驗、思維方式甚至政治文化。肯尼迪是在總統任期內邊學習邊成長的——從一開始的草率行動到后來的謹慎權衡各種選項。

肯尼迪能夠運用他活躍的思維以創造性的方式解決問題。他想要給自己留一條“退路”，也考慮了如何在不撕破臉皮的情況下讓赫魯曉夫做出讓步。在國際關系中，兩個對手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會長期共存，所以高層外交和談判往往既需要實現一些目標，也應估計到未來還需要更多輪的交涉。美國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才能徹底摧毀一個對手，但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例如二戰時的德國和日本，以及后來的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亞——美國官員也必須密切關注戰火熄滅后新崛起的力量。

作為一個積極的談判者，肯尼迪必須學會什么時候要隱忍不發。由于他愿意談判——且急切地希望找到創造性的解決方案——肯尼迪還需要證明自己可以堅守強硬的立場，且有拂袖而去的勇氣。特別是在那些權力壓倒理性的地區——最顯著的就是中東地區——按照實用主義的原則是需要展示力量的。實用主義者也會尋求解決方案，但有的時候時機并未成熟。這個時候就需要后退一步，考慮如何讓形勢和環境發生變化——無論是權力還是認知。

第三點，肯尼迪的風格太容易引發危機。他那聰明、自信且精力充沛的團隊沉迷于危機管理，甚至是享受這種刺激的感覺。在古巴導彈危機的高潮過后，肯尼迪團隊給《星期六晚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發去了一篇自吹自擂的（且不準確的）當事者自述。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在這篇文章里的形象格外好。他對他們這種新的外交風格進行了總結。“再也沒有戰略這種東西了，”這位手握重權的國防部部長說，“只有危機管理。”

管理者如果眼里只有危機，就可能考慮不到那些關系到長期戰略利益的緊要問題。1963年11月21日，也就是肯尼迪前往達拉斯進行競選活動的前一天晚上，他與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邁克爾·福里斯特爾（Michael Forrestal）談到了越南問題。后者即將前往柬埔寨。肯尼迪看起來很累，并且想要沉思一會兒。

“你知道，等你回來以后，我想讓你來找我，”肯尼迪對福里斯特爾說，“因為我們必須開始計劃我們在南越的下一步行動了。我想要開始一次全面且非常深刻的回顧，看看我們是怎么進入這個國家的，以及我們當時以為自己在做什么，現在又認為自己能做什么。我甚至還在想，我們是不是應該在那里。”這位行動主義者，堅信自己“能做到”的總統開始成熟了，成了一個擅于分析且更有反思精神的政治家。對于肯尼迪和越南來說，時間已經不夠了。第二天晚上福里斯特爾剛抵達西貢（胡志明市的舊稱），就聽到了李?哈維?奧斯瓦爾德（Lee Harvey Oswald）刺殺肯尼迪的消息。肯尼迪沒能解決越南危機就撒手人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