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府的一場馬拉松賽場上，39歲的柘植彩在距離終點僅剩1公里時突然倒地。她心臟驟停，命懸一線。

路邊的熱心女士第一時間上前進行心肺復蘇，現場救護人員迅速趕到并帶來了AED（體外除顫器）。一切看似都在按救命的劇本進行，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竟沒有一個人站出來使用AED救助倒地不起的柘植彩。

20分鐘后，醫院救護車趕到，柘植彩被送往醫院，但為時已晚。她雖然保住性命，卻因大腦長時間缺氧導致嚴重意識障礙，從此臥床不起。

事后救助機構給出的事故反饋令人瞠目結舌：現場的救護員是男性，而倒下的是女性，沒人敢掀開她的衣服貼上電極片。

她的丈夫柘植知彥回憶起那天，語氣中帶著無盡的遺憾。他和妻子本是一對熱愛馬拉松的普通夫妻，享受著跑步帶來的簡單快樂。那天他因發燒缺席比賽，沒想到竟幾乎成了“永別”。

如今，柘植彩只能靠眨眼與家人溝通，15歲的女兒奏惠則在成長中不斷與母親的遭遇和自己的內心做著斗爭。這一家人用十余年的時間，反復追問同一個問題：為什么在性命攸關的時刻，性別成了救命的絆腳石？

AED為何成了“燙手山芋”？

AED是個神奇的小機器，心臟一旦陷入“心房纖顫”的混亂狀態，它能通過電擊讓心跳恢復正常。

操作簡單到連小學生都能學會：撕開包裝，把兩片電極貼在胸口和腹部，按下按鈕，機器自動判斷是否需要放電。可就是這么一個救命神器，在日本卻頻頻“失靈”——不是機器壞了，而是沒人敢用。

根據熊本大學對2005至2020年間約35萬心跳驟停案例的調查揭露了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患者能夠使用上AED的比例本就低得可憐，若倒下的是女性，被使用率甚至會被腰斬：男性3.2%，女性呢？僅1.5%。即使聚焦在15至49歲的青壯年群體，男性7.0%，女性也只有3.8%。

再看心肺復蘇的比例，男性56.8%，女性53.5%，依然是男性占優。數據不會騙人：女性在突發心臟驟停時，更容易被“晾在一邊”。

為什么會這樣？原因其實不難猜。AED使用時需要將電極貼在裸露的皮膚上，這意味著得掀起衣服，甚至可能得解開內衣。

確實有一些AED設備的設計并不是特別人性化

對于男性救護者來說，這動作難免讓人手心冒汗。萬一被誤解成“耍流氓”怎么辦？網上甚至流傳著“用AED救人有可能會被控性騷擾”的流言蜚語。盡管日本法律明確規定，善意救人受法律保護，刑事民事責任基本免除，可這種心理陰影還是揮之不去。

飛利浦的一項調查更把這個問題擺上了臺面：86%的日本女性表示，如果異性為了使用AED脫她們的衣服，會感到不適甚至抗拒。而男性在面對異性患者嘗試救助時，61%坦言有抵觸情緒，其中不少人擔心“事后被起訴”。相比之下，女性救助者只有25%有類似顧慮。

性別敏感帶來的尷尬，就像一層無形的屏障，把AED擋在了患者之外。

86%的日本女性對讓異性使用AED表示抗拒

“性別敏感”還是“人命關天”

日本社會對性別界限的敏感由來已久。從小學運動會上的分組要盡量避免男女混雜到電車設女性專用車廂，這種文化習慣在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尊重隱私、避免冒犯幾乎成了國民性的一部分。可當這種“禮貌”撞上生死攸關的緊急時刻，就難免讓人不知所措。

“不救女人”已成了一種社會現象

柘植彩的案例不是孤例。類似的新聞時不時見諸報端：某女性在電車中倒下，滿滿一車廂的人卻無人敢用AED；某男子因擔心“救人反被訴”選擇對街上倒下的女性袖手旁觀。有人調侃說，日本人真是“溫柔得過了頭”。可這“溫柔”背后，付出的是實實在在的生命代價。

醫學數據很殘酷：心跳停止后，每延遲1分鐘使用AED，存活率就下降10%。5分鐘內救治，生存率還能有50%；10分鐘后，幾乎沒戲。柘植彩的丈夫柘植知彥就感慨：“如果當時有人果斷用上AED，她可能就不會是現在這樣。”

AED能夠顯著提高救助成功率

反過來說，女性對隱私的在意其實更是一種對未知情景的本能性的不安，也并非無理取鬧。有86%的女性抗拒異性脫衣，這數字背后是無數被一筆帶過的復雜情緒。試想，一個昏迷的女性醒來后發現自己衣衫不整被陌生男性“處置”過，哪怕知道對方是救命恩人，很多人心里那股別扭也不是一句“人命關天”就能抹平的。

更何況，日本社會對性騷擾的警惕近年來顯著提高，此起彼伏的性別運動的余波雖說有所成效，但也讓人們對任何可能涉及性別越界的舉動都多了幾分戒心，也多了幾分猶豫。

“不救女人”的文化根源

這種“救還是不救”的糾結，其實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深層是文化和社會心理的映射。日本人講究“和”，避免沖突和尷尬成了社交的基本功。在緊急情況下，這種特質卻可能變成“優柔寡斷”。

尤其在面對異性時，男性往往背負更大的道德壓力：救人可能是“英雄”，但萬一被誤解就是“色狼”，這種兩難讓很多人選擇了“安全第一”——也就是什么都不做。

教師的急救培訓，若患者是女性學生大部分教師都坦言會有所猶豫

再加上日本對個人隱私的高度重視，哪怕是救命的舉動，也容易被套上“侵犯”的標簽。相比之下，美國或歐洲的急救文化更強調“人命要緊，先救再說”，路人使用AED的比例遠高于日本。

日本AED協會一直在呼吁：“性命攸關之時，別管對方是男是女，先貼上電極再說！”可這話聽起來簡單，做起來卻需要突破層層心理壁壘。

還有個有趣的現象：日本的AED普及率其實不低，商場、學校、地鐵站隨處可見，甚至比很多發達國家還多。但普及不等于會用，更不等于敢用。很多人知道AED是干嘛的，卻沒受過正規培訓，更別提在緊急時刻冷靜判斷了。

日本的AED設備遍布各種設施

柘植彩的女兒奏惠在小學高年級時參加救命培訓，寫下“希望更多人學會AED，這樣不管男女都能被救”的作文，可到了中學，她卻開始懷疑自己面對真實場景時能不能下手。這種矛盾心理，或許正是日本人普遍心態的縮影。

從“不敢救”到“人人救”的路還有多遠？

要打破“不敢救女人”的僵局，光靠呼吁顯然不夠。柘植知彥把希望寄托在教育上。作為京都大學化學研究所的準教授，他在給高中生上課時，總會提到AED，稱它為“科學的魔法道具”。他相信，如果從小學到高中持續9年普及心肺復蘇和AED知識，下一代人或許能自然而然地說出“快用AED！”而不管對方性別。

日本文部科學省已將心肺復蘇納入中學和高中課程，日本AED財團也在推動小學階段的普及。理論上，只要培訓到位，操作規范，隱私問題其實不難解決。比如多人救援時可以圍成人墻遮擋視線，或者用衣服蓋住患者無關部位。技術上，AED本身也在進化，有的型號甚至能通過語音提示減少操作者的心理負擔。

實際上，使用AED帶來的尷尬并不是無法避免

但教育之外，社會氛圍的改變更關鍵。那些“救人被訴”的謠言需要更有力的辟謠，法律保障也得深入人心。厚生勞動省早就表態，善意救人免責，可有多少人真的知道？與其讓路人在緊急時刻自己掂量風險，不如通過宣傳讓“救人無罪”成為常識。

另一個思路是從女性角度出發。既然86%的女性對異性脫衣有抵觸，能不能培養更多女性救護者？或者設計更人性化的AED？這些或許都能讓女性患者和男性救助者都少點顧慮。

為了不再冷漠的明天

柘植彩的故事，像一面鏡子，照出了日本社會在現代科技與傳統文化之間的掙扎。AED是救命的“魔法”，卻因性別敏感成了燙手的難題。日本人為何“不救女人”？答案不是簡單的“冷漠”或“膽小”，而是禮貌、羞澀、法律顧慮和教育缺失交織出的復雜情緒。

可生命面前，哪有那么多時間猶豫？柘植彩的女兒奏惠說得好：“就算自己用不了AED，至少可以叫人幫忙。”從“不敢救”到“人人救”，需要的不僅是技術普及，更是勇氣和信任的重塑。

或許某天，當街頭再有人倒下時，路人不會再問“她是女的怎么辦”，而是毫不遲疑地撕開電極片——因為那時候，生命早已超越了性別。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日本通，作者：而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