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家Phyllis Chesler曾指出，母女關系是“所有人類關系中最壓抑的親密”。

在東亞家庭里，母親通過“孝順”傳遞等級觀念，形成一邊自己被壓抑一邊壓抑下一代的“母權”。而女兒的獨立宣言，往往以愧疚為代價。

如今在都市家庭里，這種壓抑常常演變成一種“母職經紀人化”：母親把女兒當“人生項目”來培養——母親強調自己為養育做出的犧牲，這種犧牲成為情感綁架的資本，女兒則在“做自己”和“做合格女兒”間來回拉扯，背著永遠還不完的“親情債”。母親通過貶低和批評（罵是愛）來表達愛，女兒通過給母親買買買的“孝順外包”來緩解愧疚。太多母女像共用同一個情感子宮，許多母親未被療愈的創傷（如重男輕女），會“傳遞”給女兒。形成“受害者-加害者”循環， 上一代未愈合的傷口，最終流淌成女兒的血脈。

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輸入“母女關系”，就能看到大量這樣的關鍵詞：給母親當情緒丈夫的女兒、女兒是吸收媽媽的情緒長大的、母女關系是最普遍的女同性恨......母女關系上充斥著大量悲觀的論調，在這點上，大毛（化名）30多年人生有切身的感受，在大毛的印象里，“兇”和“不滿”充斥著這段母女關系。即便當大毛自己成為母親，她始終不理解，母親為什么不愛自己。

被否定的童年——當“母愛”不是默認選項

在有自己的孩子以前，大毛一直不理解，母親怎么會不愛自己。

上初中時，母親帶大毛去七浦路買衣服。那時網購還未流行，七浦路有上海規模數一數二的服裝市場。十幾歲的大毛體重120多斤，店員看一眼她的身材便脫口而出：“你不用試了，我們店里沒有你穿的衣服。”

輾轉幾家店都沒有合適的衣服，母女空手而歸。或許是店員的言論讓母親感到沒面子，或許是她也不滿意大毛的身材，又或許是出于其他原因，走在回程的路上，母親對大毛大聲斥責：

“你瞅瞅你，胖得跟死豬一樣，買不到一件衣服！”

在馬路上，在人群中，母親“兇惡”的語氣和眼神讓大毛至今難忘。

這不是母親唯一一次當著外人的面指責大毛。母親經常當著同學的面罵她，在她打電話的時候打她。十幾年過去，同學們還記得電話那頭突然傳來哭聲，那是母親正在打大毛。

“你小時候很慘。”同學對大毛感慨。

“世上只有媽媽好”這首歌在大毛的家里是失效的。母親對她并不好，她小的時候，母親經常對她無端打罵，長大后，打罵變成了指責與抱怨——指責她哪里做的不對，抱怨家里窮，抱怨大毛的爸爸不上進。在大毛的印象里，“兇”和“不滿”充斥著這段母女關系，二人的對話也總是以不悅收場。

26歲，大毛結婚，隨后有了孩子。她早已脫離了需要受到監護的“子女”身份，但母親對待自己的態度卻沒有太多變化。

“因為鞋子放在門口，沒有放進鞋柜，她看到后又開始罵我——那時我已經懷孕八九個月了。”大毛說道，“她回到家，永遠是一張臭臉。”

長大后，大毛漸漸意識到，母親似乎在把對生活，對父親的不滿投射到了對待她的態度上，但小時候，她并不懂這些，只以為自己做錯了什么，惹母親不高興，卻又找不到自己錯在哪——大毛的學習成績不差，學業上未曾讓父母費過心。

大毛曾絞盡腦汁地為母親在自己面前展現出來的不快樂尋找原因。母親總說家里窮，但在大毛看來，一家人從東北遷居至此，收入能讓他們在上海有房住、有飯吃、有衣穿，過得也不至于捉襟見肘。如果說母親重男輕女，但她對小自己15歲的妹妹卻很好，甚至有點“跪舔”的意味——妹妹不開心時，母親甚至會害怕。

“她會在我妹妹小的時候帶她出去吃飯，但從來沒有帶我在外面吃過飯，從來沒有。”

大毛不斷從自己身上尋找著原因，希望討好母親。因為沒買到衣服，在七浦路上挨罵后，大毛的第一反應不是自己受到了店員的歧視，而是質問自己：“我為什么這么胖？”

后來很久的一段時間里，她不敢穿裙子，不敢露手臂，不敢面對身材更“好”的女性。即便后來她愛上了運動，體重逐漸下降，但運動帶來的成就感未能完全抵消她對自己的評判。“我永遠會對自己的身材自卑。”大毛告訴我。這種自卑已經超越了客觀事實，成為她給自己打上的標簽，難以清除。

母女間的權力——我愛她，但我不理解她

大毛告訴我，母親不允許她主動給母親打電話，但母親可以隨時呼叫大毛。

這種“不允許”并非明令禁止，而是一種隱晦的引導，母親似乎在通過負面反饋來管理，甚至控制大毛的行為——一旦大毛給母親打去電話，就會透過聽筒接收到母親的指責：“你知道電話費多貴嗎，你就打電話給我？”

相比之下，母親不僅可以隨時給大毛打去電話，還會隨時掛斷電話，不說一句再見。

電話成為了“權力”的載體，母親似乎在通過這種方式，在大毛面前宣告自己的權力——在女兒的世界里，我可以隨時出現，也可以隨時離開，因為我掌握著溝通的主動權。

大毛母親是否是這樣感知的，我無從得知，但權力的天平在母女之間游走，這種現象或多或少地發生在許多對母女身上，包括我自己。

在傳統的敘事下，母親對女兒展現出的控制被視為一種過度的，忽視了女兒主體性的愛。正如韓國作家金惠珍在《關于女兒》一書中寫道：“我愛她，但我不理解她。我的女兒為何要選擇如此艱難的人生？”

但在國內，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將這種解讀視為一種粉飾。她們認為，母親作為父權社會中對“自我”長期失控的角色，只能從女兒身上尋找權力和掌控的感覺。而金惠珍口中的“艱難人生”，其實是女兒們試圖為自己爭取真正的權力，而非當前社會規則下女性能獲得的，有限的權力。對此，活在規則內的母親無法接受，因為女兒所作的一切是對自己價值觀的徹底否認和抹殺。

網友在對《關于女兒》的書評里寫道：“生出一個女兒是在父權制社會下一個女性獲得絕對權力的唯一方法。”

母親究竟是怎么想的，大毛也不知道。她至今都想不明白，母親為何如此對待自己。

你為什么不離開我的生活？——怎樣才能過上理想而正常的女性生活

“我經常上班上到一半，想到我媽媽是這樣子，就會在辦公室哭很多次。”大毛回憶道。

結婚后，母親開始拒絕大毛回家，搬出各種理由，這讓大毛感到傷心：“我想回家，想從她這里得到一點點關愛，但是沒有，永遠都是謾罵，讓我不要回去，她覺得我回去她會很煩。”

起初，大毛試圖“討好”母親，逢年過節給母親發紅包，送祝福，但沒什么效果。

自己成為母親后，大毛開始漸漸意識到，母親或許不愛自己。

“我自己做了媽媽，我才知道一個正常的母親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跟我媽媽做的那些完全不一樣。”

從意識到接受這件事，大毛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即便如今，她與母親互動時依然有一些期待，但她開始有意識地收起對母親的示好，直接表達自己的不滿。母親不認為自己有錯，說大毛這樣講話傷了她的心，她告訴自己，別太在意母親對自己的看法。

“我告訴自己，不要對這個人有任何期待。”大毛說道。即便大毛開始表達自己的不滿，母親依舊用負面情緒回應著她。在一次次的互動中，大毛的態度越來越堅決，對母愛的期待也越來越少。

和她一樣，相信母親不愛自己的女兒不在少數，有些人甚至相信母親對自己有著隱隱的憎恨。“嫉妒我爸對我好，嫉妒我親近我爸多過她。好像我是仇人，又時時把‘對我好’掛在嘴邊。”有人這樣在小紅書上評價自己的母親。

對于母親帶來的傷害，女兒要如何處理？網友們在各個平臺講述著自己的故事，許多人選擇溫柔地理解和原諒。

我在bilibili看到過一個人長達數十行的評論，講述母親與自己的關系：因為考試沒考好，母親把她的大腿擰出一片淤青，她睡覺不敢翻身；生病時，母親罵她生病是在浪費錢；母親對她忽冷忽熱，只在考研時寄來零食水果表示關心，她認為母親只在意自己的成績，卻依然因為這一份有條件的愛躲在被子里流淚。她本以為自己會逃離母親，但遺傳了母親的神經衰弱，在夜晚睡不著的她突然想到，在過去的幾十年間，母親是如何度過那些失眠的夜晚？她易怒的性格，是否也與此有關？

“我很難用單純的怨去形容我對母親的感情。”她在評論中記錄著。

一位心理咨詢師曾和我提到，面對母親越界的互動，她可以選擇“溫柔地推開”。雖然大毛并未像留言的女生一樣，提到母親對自己有哪些稱得上是愛的舉動，但她還是選擇了一種相對溫柔的方式處理母親對自己造成的傷害：降低自己的期待。

還有一些人對待母親的方式更加“決絕”，比如逃離，斷聯，甚至斷絕關系。她們為了擺脫母親和家庭，逃到了世界各地：有人攢錢留學，有人在海外定居。今年2月份薇薇安·戈爾尼克出版的《你為什么不離開我的生活？》描述了“無比渴望遠離，卻一輩子都生活在對方軌跡上的母女關系，“我們都不知道需要怎樣約束自己，才能過上理想而正常的女性生活。事實上，我們終其一生，誰也沒能過上這樣的生活。”得到大量中國讀者的共情。

薇薇安·戈爾尼克，后浪文學，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25年2月出版

和幾乎所有的社會問題一樣，母女關系沒有范本，也不是所有人都在經歷母女困境，只是與傳統價值觀的相悖使畸形但常見的母女關系顯得格格不入，甚至成為了一種母女二人都不敢承認和面對的禁忌。

大毛也曾旁敲側擊地問過母親，比如她為什么對妹妹和對自己的差別那么大，母親只說，因為妹妹小。這顯然不是一個真心的答案，因為大毛也有過年齡小的時候。她覺得母親在逃避。

不過，或許大毛要做的也不是獲得一個答案，她只需要沖破母女關系的禁忌，接納母親和自己都是被歷史碾過的塵埃，母親不必偉大，女兒不必感恩，許多問題就不再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