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尼日爾驅逐中石油中國籍高管，并吊銷了中資酒店營業執照的事件引發輿論關注。中石油與尼日爾政府已合作20余年，為尼日爾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為何突然遭此“背刺”？近年來，中國企業在非洲遭受敲詐勒索已非新鮮事，為什么中企相對于西方企業更容易被“欺負”？面對常態化不公對待，我們該怎樣繼續推進中非經濟合作？《鳳凰大參考》特邀清華大學土木工程博士、駐非工程師曹豐澤，解讀中企在非洲面臨的困境，并展望中非合作的前景。

中國企業在非洲“被欺負” ，已不是新鮮事 

2025年3月13日，西非內陸國尼日爾發生了一場能源動蕩。據外電報道和部分中文網絡的消息，尼日爾政府領導人簽署緊急政令，要求中石油的三名中國籍高管在48小時內離境。同日，尼日爾旅游部以“歧視性經營”為由，吊銷了中資陽光國際酒店的營業執照。

這場風波起源于一年前。2024年3月，尼日爾軍政府為了緩解財政壓力，與中石油簽署協議獲得預付款貸款，并約定以石油收入來償還，算是中規中矩。然而，2025年3月，尼日爾政府因為經濟崩潰，無力償還本金。于是，尼日爾政府先是突然向中石油的合資煉油廠追繳稅款，并要求提供新的貸款，在遭到拒絕后，便有了上述的一系列風波。

據報道，尼方目前對于中資企業的指控理由包括“薪資不平等”、“歧視性經營”等。目前，對于這一事件，我們還需要進一步觀察。但是拋開具體的這則新聞，這些指控中的詞匯，對于在非多年的內行來說，都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典型羅織罪名。

在尼日爾，中石油并非初來乍到，雙方的合作歷史已經有二十多年了。中石油自2003年進入尼日爾勘探開發油氣資源，累計投資了約46到60億美元，建設了阿加德姆油田、津德爾煉油廠、尼日爾-貝寧原油外輸管道等項目。這些項目讓尼日爾從一個石油進口國轉變為了出口國，其煉油廠更是解決了尼日爾國內90%的成品油需求，石油產業貢獻了尼日爾GDP的10%、稅收的八分之一。可以說，這些中尼合作的石油項目是尼日爾重要的國家基石。

2023年7月，尼日爾發生軍事政變，軍政府上臺之后，推行“資源主權覺醒”政策，試圖加強控制本國資源。尼日爾曾是法國殖民地，國家經濟的命脈主要被法國企業控制，絕大多數礦業收益都到了法國公司手里，尤其是鈾礦。法國的工業離不開廉價能源的支撐，可以說，尼日爾的鈾礦是支撐法國工業的重要因素。尼日爾軍政府上臺后，先是驅逐了法國軍政勢力，在瓦格納集團的協助下奪回了鈾礦，隨后效仿20世紀拉美和中東的國有化浪潮，以“資源主權”為名控制法國公司資產，獲得了不少短期資金來穩定政局。然而，驅逐法國勢力，不可避免地招致了國際制裁，在這些短期資金花完之后，新政府又重新陷入了財政危機，不得不去尋求其他資金來源。而這樣的危機，應該就是中國企業此次遭遇風波的重要背景原因。

只有商業手段的在非中企，成了“軟柿子” 

當然，此次事件最終未必不能得到妥善解決。從商務程序正義的角度看，企業仍有許多合同和國際法途徑來與當地政府談判和運作，最終達成一個雙方滿意的協議，讓項目能繼續下去。像尼日爾這樣的國家基礎薄弱，通常都極度缺乏企業管理能力，而工廠在會管的人手里是“印鈔機”，在不會的人手里毫無價值，如果單純把企業“搶過來”，尼日爾政府的財政狀況只會更糟，他們也不可能不懂這一點。

但是，我們也必須去直面一個現實：在這片大陸上，相似的“鬧事——威脅——談判——讓步——收益——再鬧事”的橋段已經上演過無數遍了。事實就是如此：相比起西方人和西方企業，中國人和中國企業就是更好欺負、更容易勒索，同時又不會招致任何后果和報復。

對于西方而言，企業只是大樹上的一顆果子，其背后是樹大根深的政治影響、軍事存在與文化滲透。因此，除非非洲國家從最高決策層面愿意承擔徹底斷交和嚴厲國際制裁的后果，否則西方企業和西方人在非洲就是相對安全的。非洲國家不會輕易進行敲詐勒索，因為代價與收益不成正比。

但中國企業則不同。中國在非洲的形象相比于西方國家要清白很多，也沒有對非殖民的“黑歷史”，在經濟投資上不會附帶其他條件。但是這也造成了這么一種情況：中企在非洲很多時候就是單純的企業，背后無依無靠，除了經濟和商務手段，他們的工具箱里往往拿不出其他手段來抵抗無休無止的勒索。雖然這種勒索現象的背后，也有著非洲國家本身很復雜的歷史、政治和現實原因，但對于中國企業而言，確實造成了很大傷害。

再多風險與代價，中國也不能放棄中非合作 

這樣的現狀固然令人痛心。那么，是不是像有些人說的，“反正這些非洲國家對中國并不友好，那干脆一撤了之，放棄與它們的合作就好了”？更有甚者，認為中國與這些不穩定的非洲欠發達國家進行合作，是單方面地給落后國家送錢，來換取所謂“國際社會上的面子”。這些觀念，屬于對中國的經濟缺乏基本的了解。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占據了全世界制造業的半壁江山，但同時大量的工業原材料和能源也都嚴重依賴進口。如果沒有這些能源礦產，哪怕只差一種，整個工業體系的運轉就要被卡住。而這種種門類的能源與礦產，當中有許多只有非洲國家才有，我們必須從這些非洲國家去進口。即使安全形勢再糟糕，社會再不穩定，中國也必須冒著層出不窮的風險去投資合作。網絡輿論流行說“西方技術卡我們的脖子”，但技術反而是容易解決的，因為只要肯投入金錢，技術瓶頸最終總能被攻克，但能源礦產往往是真的不可替代，如果被卡住，那是極其棘手的問題。

以尼日爾為例，中尼合作針對的是尼日爾的石油資源，而石油恰恰是中國極度稀缺的資源，每年中國超過七成的石油都依賴進口。石油對一個國家的安全極為重要，中國多一個石油供應國，能源安全就會多一份保障，面對各產油國的抬價威脅時就能多一份議價權。再比如剛果金，其銅礦、鈷礦、鋰礦等幾十種礦物的儲量都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中國不可能繞開剛果金去獲取這些礦物。以鈷礦為例，剛果金一國的鈷產量占了全世界鈷總產量的60%，如果放棄剛果金，那么就算全世界的鈷礦開足馬力生產，只供應中國一家也不夠用。鈷是新能源車電池的正極材料，如果它的供應出現阻礙，整個新能源車產業鏈都將遭受重大打擊。

更何況，與非洲國家發展平等互惠的貿易，不論是國企還是私企，都能獲得不小的經濟收益，同時也能創造不少就業崗位，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利益，也是成千上萬普通人安身立命、養家糊口的飯碗。

因此，就算明知道有風險，在過去的三十年間，中非之間的經濟合作還是在如火如荼地開展。這當中絕不僅僅是國家意志，更是自發的市場行為，是人為阻礙不了的。

保護在非中企安全，必須增強政治與文化聯系 

然而，到今天，中非之間的發展與合作模式，確實出現了一些新問題。在過去幾十年里，中國對非洲，都一直僅使用經濟工具箱中的工具來解決問題，一旦事情超出了經濟手段所能解決的范疇，比如政局變化、社會動蕩、戰爭爆發，那就只能撤資回國，認下虧損。在經濟利益還足夠可觀的時代，偶爾的虧損和風險雖然令人痛惜，但畢竟是少數，總賬算下來仍然有利可圖。有時候“硬扛”下來也是可以接受的局面。

這原本也無可厚非，但隨著這樣的套路被逐漸摸清，我們還是會發現，其發生的頻率也正在逐漸上升，光靠風險自留來硬扛顯然難以應對。如果繼續堅持只使用經濟手段來解決問題，那么在當前形勢下，中國的對非戰略形勢很難獲得進一步的收益，甚至成本收益曲線會進一步下滑。繼續強調“在商言商”已經不夠現實。要想尋求進一步的發展，就必須打開經濟以外的其他工具箱，比如施加政治影響，加強文化合作，甚至考慮進一步的方案來保障海外的中國國民安全以及國家利益。

其實，就現階段的中非聯系而言，最核心的關切或許還是安全。以目前我國在非洲的影響力和介入能力，指望在短時間內達到西方國家水平并不現實，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既然中非合作不可或缺，那我們就必須主動應對風險，一步一個腳印地落實應有的安全對策。

總體而言，我國應該在政治、文化等領域加強與非洲國家之間的聯系，更大力度地分擔企業面臨的安全風險。事實上，加強安全工作有很多的途徑，絕不只是單純的武力干涉或者駐軍。更何況很多情況下，一點點軍事存在也無法起到根本作用，反而激化矛盾，比沒兵還更加削弱合法性。保障安全，歸根結底還是要靠對于當地政局和社會的深入了解和綁定。

在政治上，應該進一步加強對交往對象國政局的研究，積極發展與對象國政府各階層，尤其是重要實權人物的關系，即使不能對對方的政治施加影響，也能做到心中有數，在變故到來之前有所預警。此外，許多非洲國家的國家整合程度很低，中央政府的權力有限，國家權力掌握在地方實權派和各級酋長手中，因此也應該學會審時度勢，多與這些人物發展關系，不只掌握其中央政府的安全允諾。

在文化上，我們應該多學習一些成熟的經驗，加強與對象國的文化往來，妥善運用非政府組織、學術機構等，盡量贏得對象國基層民眾和中下層實權人士的好感，消除誤解，減少項目推進過程中的阻礙。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要認識到，企業并不擅長做政治和文化層面的工作，它的職能是盈利，是處理實際問題，一心多用，最后反而影響了原本的盈利職能。

總而言之，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隨著環球局勢變化，非洲大陸的政局風云激蕩，中國企業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只會越來越多。對此，我們從各層面都應該加強警惕，早做準備，積極妥善應對，盡可能地規避風險，減少損失。如果我們從現在開始加強安全投入，加強對所在國當地的政治和社會研究，把功夫花在平時，那么在下一次危機到來時，我們的損失就能小很多，我們國家的能源和原材料安全也就更不容易遭到威脅和侵犯。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鳳凰網，作者：曹豐澤，編輯：屈功澤、高雨曦、伍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