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國際唱片業協會（IFPI）發布了最新的《全球音樂報告2025》。
依然是好消息，全球錄制音樂產業再度迎來增長，收入達到296億美元，增幅為4.8%，實現連續第十年增長。
如IFPI首席執行官VICTORIA OAKLEY所說，盡管增長速度相比于近年來有所放緩，但仍然在全球經濟的廣泛領域中展現了音樂行業的強韌生命力，成為值得其他行業羨慕的增長標桿。
但不可回避的是，流媒體紅利已經日漸接近飽和，實體唱片也遭遇重重挑戰，掌握話語權的唱片公司也在悄然轉型，音樂產業的下一個十年機會在哪？
流媒體放緩，實體受挫，墨西哥突圍
先來看各個子版塊的數據。
其中，流媒體收入首次突破了200億美元大關，達到204億美元，占全球錄制音樂總收入的69%。特別是付費訂閱流媒體收入，呈現出9.5%的增長，占全球錄制音樂收入的51.2%以上，
首次占比過半，付費成為產業增長的核心驅動力。
盡管廣告支持的流媒體收入增速較為緩慢，僅為1.2%，但全球訂閱用戶數卻從上一年的6.67億增至7.52億，增幅達到10.6%。
不過，從近十年的數據趨勢來看，流媒體收入的增速放緩已成事實。
2015年，全球錄制音樂產業實現了持續十年下滑后的強勢回升，其中流媒體的42%增幅，一舉帶動產業復興。但在2022年后，隨著流媒體市場進入平臺期，收入增速開始放緩。
市場研究機構MIDiA曾經預測，從2022年開始到2030年，流媒體收入的增幅將小于10%，未來流媒體的增長周期即或將進入新的階段。
實體音樂方面，2024年全球實體音樂收入為48億美元，較去年下降了3.1%，這一降幅與2023年的14.5%的強勁增長形成鮮明對比。從2018年左右，實體唱片收入就開始進入上下浮動的增長模式，盡管今年黑膠唱片銷售增長了4.6%且連續第18年實現增長，但CD和VCD等收入分別下降了6.1%和15.5%，導致實體總收入下降了3.1%。
可以看到，多年來黑膠唱片的復興、消費者需求的多樣化、疫情的影響以及流媒體等因素的交織作用下，實體市場已出現分化。
藝人和專輯、單曲榮譽這塊，Taylor Swift依然是大贏家，第五次成為IPFI年度最暢銷全球唱片藝人，去年新專輯《THE TORTURED POETS DEPARTMENT》也登頂全球十大專輯，老歌《Cruel Summer》也登上了全球十大單曲。
同時，新興鄉村歌手Zach Bryan和歌手Sabrina Carpenter首次躋身全球唱片藝術家排行榜前10名，而Benson Boone、Teddy Swims等新興藝人也首次登上全球十大單曲榜單，也體現了歐美樂壇的活力。
此外，2024年全球十大音樂市場分別為美國、日本、英國、德國、中國、法國、韓國、加拿大、巴西、墨西哥。
其中，墨西哥成功突破了澳大利亞保持30年的在榜記錄，以15.6%的增速躋身全球前十。這反映了拉丁美洲的增長趨勢，巴西以21.7%的增速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市場，也難怪各大唱片巨頭都加進了在拉美市場的布局。
從地區來看，2024年，錄制音樂收入在全球每個地區連續四年增長，其中中東和北非（MENA）以22.8%的增長率成為增長最快的地區；隨后是撒哈拉以南非洲（+22.6%）以及拉丁美洲（+22.5%）。
而在全球58個市場中，僅有3個未能實現增長。美國依然穩居全球最大音樂市場，收入增長2.2%。但與2023年7.2%的增長相比，今年美國的增速顯得相對疲軟，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與此同時，全球第二大市場日本收入持平，第三和第四大市場分別是英國增長4.9%和德國增長4.1%；中國則以9.6%的增幅繼續位居第五；韓國則出現了5.7%的下滑；其他市場中，法國增長了7.5%，
流媒體逐漸放緩，實體唱片挑戰重重，未來的音樂市場可能將不再單純依賴傳統唱片公司和流媒體平臺，而是向著更多元、分化的方向發展。
今天，唱片公司扮演什么角色？
當今的音樂產業中，唱片公司、廠牌培養音樂人或樂隊的傳統模式已經暴露出諸多矛盾和困境，如音樂圈資深經理人遲斌此前在微博上所說，其核心特征可概括為長周期、高風險、低回報、情感消耗。
對于廠牌、唱片公司來說，不僅風險高昂，而且最終可能導致商業上的失敗與人際關系的裂痕。尤其是在面對不確定的市場和投資回報時，廠牌所承受的經濟壓力難以為繼。
如今，唱片公司逐漸轉向偏專業化服務的賦能平臺。
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場競爭與利潤壓力的雙重作用下，唱片公司或廠牌愈發傾向于降低風險與投入，更愿意選擇那些在社交媒體上擁有粉絲基礎的藝術家，或者能接受更多繁瑣條款合同的藝術家。音樂人的培養不再是從零開始的漫長旅程，而是更多聚焦于如何實現從1到100的進階。
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廠牌也意識到，“超級粉絲”將成為藝術家重新掌握話語權的核心策略。在藝人培養過程中，唱片公司也越來越注重挖掘粉絲經濟，將藝人的個性化重點突出，延伸到作品之外的領域，如周邊、社交媒體人設等。
另外，2023年，音樂行業引入了“全球本土化”（Glocalisation）這一新概念。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推進，越來越多的唱片公司開始重視本土運營，同時加大對本土藝人的國際化推廣力度，促進全球化的發展。
今年的IFPI報告的案例研究版塊中，也印證了這三點策略。
比如案例中提到的西班牙最暢銷的拉丁歌手Myke Towers，就是通過在SoundCloud上發布歌曲，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2016年，Myke Towers發布了首張錄音室專輯《El Final del Principio》后，在拉丁美洲積累了大量忠實粉絲，隨后與華納音樂拉丁美洲公司簽約。
今年斬獲第67屆格萊美最佳新人獎的榜單黑馬Chappell Roan，也是在被環球音樂旗下廠牌Island Records發掘后，采用以藝人為中心的合作方式，將她本有的亞文化圈層的小眾粉絲群體迅速發展成全球矚目的粉絲基礎。
為此，Island Records還放棄了以往符合社交媒體病毒傳播邏輯的“短平快”作品模式，而是遵循了Chappell Roan的個性化創作方向，如其代表作之一《Kaleidoscope》不僅幫助她與忠實粉絲建立了深厚的聯系，還成功擴大了她的超級粉絲。
Island Records聯合執行官Justin Eshak表示：“我們所做的每一個決定都是以粉絲的視角來考慮的。”
在內地市場，黃子弘凡作為索尼音樂娛樂的成功案例也出現在了報告中。
與全球市場一樣，國內音樂市場在多樣化的潮流中不斷發展壯大。觀眾的品味逐漸成熟，逐步接受并熱衷于從Hip Hop、EDM到R&B及流行音樂等各種風格的作品。
索尼音樂娛樂大中華區首席執行官陳國威指出，與黃子弘凡的合作，尤其體現在音樂風格的創新與融合上。他不僅能流利演繹普通話、英語與粵語歌曲，還能巧妙地將西方元素與本土風格結合，創造出獨具特色的音樂作品。比如2024年，在Bilibili新年晚會上，黃子弘凡與美國樂隊One Republic的聯合演出，進一步彰顯了唱片公司及其所屬廠牌對藝人全球化發展潛力的支持。
同時，黃子弘凡團隊也一直在研究如何利用社交媒體來提高粉絲的參與度，而得益于他Z世代粉絲的不斷增加，黃子弘凡在去年短短一個月內，曾在微博上引發了超過36個熱門話題，累計瀏覽量突破16億次。在這一勢頭的基礎上，去年索尼音樂還為黃子弘凡舉辦了五場巡回演唱會，觀眾人數超過10000人。
如果說唱片公司的職責始終是支持藝人實現其創作愿景，那在創作門檻被抹平的當下，還能為藝人做些什么？報告中也給出了答案。
唱片公司已經意識到，技術可以為粉絲體驗帶來巨大的改變，并提高公司為藝人提供支持的效率。比如環球音樂集團就已收到了600多份關于的人工智能創意用例提案，使藝人能夠將他們的曲庫擴展到新的語言或者場景，比如音樂療愈、修復舊專輯，甚至納入客戶分析和互動營銷活動，大大提高為藝人提供支持的有效性和效率。
比如去年，環球音樂已經開始實操，在與AI技術公司Soundlabs達成戰略合作后，為美國老藝術家Brenda Lee 66年前的經典圣誕歌曲《Rocking Around the Christmas Tree》制作了西班牙語版本《Noche Buena y Navidad》，這不僅旨在拓展藝術作品的全球視野，也方便了在完全授權的前提下進行多樣化的使用。
去年10月，索尼音樂和RCA Label Group UK合作開發了英國歌手Myles Smith在熱門游戲《堡壘之夜》舉辦了虛擬演唱會。此外，索尼音樂團隊與《堡壘之夜》、PlayStation還合作進行聯合營銷，助力藝人投入到最前沿的沉浸式體驗中，以跟歌迷建立更個性化的聯系。
索尼音樂集團全球數字業務總裁Dennls Kooker表示：“無論藝人想在這些創意空間里做什么，我們都能實現。”
可以看出，當下無論是將專輯作為游戲原聲帶，還是藝人為新游戲做宣傳，都在不斷推動著人們對虛擬世界的探索。AI、游戲、沉浸式體驗，可能成為未來唱片公司音樂發行和推廣的新趨勢。
不難看出，唱片公司也在新形勢下逐漸擺脫傳統的藝人培養模式，更多扮演了資源的“整合者”和“調配者”。同時，這種轉變也意味著藝術家的簽約門檻變得愈加嚴苛。
下一個十年，音樂產業的生存法則如何改寫？
當前，全球音樂產業正處于技術驅動與內容重塑、法律博弈的關鍵交匯點，背后孕育著深遠的機遇與挑戰。技術變革正在成為新增長引擎，AI賦能音樂的生產與再創作，不僅激活了歷史IP，還推動了本地內容的全球化，而挑戰也不容忽視。
在今年倫敦的IFPI發布會上，索尼音樂娛樂全球數字業務總裁Dennis Kooker的一番話直指當下音樂行業當前的核心挑戰。“全球音樂銷售的增長雖然令人欣喜，但這份增長，建立在堅實的版權法之上。數字平臺必須在提供音樂之前獲得合法授權，這一點不容動搖。”
國際唱片業協會首席執行官Victoria Oakley在也報告中提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統的開發者在未經權利人授權的情況下“攝取”受版權保護的音樂來訓練他們的模型，這對人類的藝術創作構成了非常現實的威脅。
然而，越來越多的AI公司正在試圖游說各國政府，在法律框架中為其訓練模型開辟“例外通道”，希望通過所謂“文本與數據挖掘（TDM）例外”，以及擴大“合理使用”的定義，規避對創作者的授權義務。
今年1月，英國政府就向議會提交了一份《AI機遇行動》提案，建議改革TDM制度，將“默認使用”作為新標準，創作者若不希望作品被AI使用，需主動“選擇退出”或“聲明保留權利”。
這一提議激起了音樂界的強烈反對，包括Damon Albarn、Kate Bush在內的1000位藝術家聯合發布了名為《Is This What We Want?》的無聲專輯，象征性地表達他們的抗議。
三大唱片公司高層、英國議員也紛紛發聲警告，認為如此做法無異于“讓小偷進入你家，除非你在門上掛上明確的禁止盜竊的標志。”在藝術創造、技術變革與法律博弈的夾縫中，一個關鍵命題逐漸凸顯：音樂行業的未來，究竟該圍繞什么構建？
環球音樂集團CEO Lucian Grainge認為：“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堅持‘以藝術家為中心’的原則，確保真正的創作者與支持他們的人獲得應有的回報。”索尼音樂集團總裁Rob Stringer也強調，技術帶來的收益不應只集中在少數平臺手中，而應公平地回饋給音樂的創造者。
除了AI對版權邊界的沖擊，音樂行業還需應對層出不窮的盜版與虛假流量操作。一些不法平臺利用技術手段竊取音樂內容，或通過“人工刷流”操縱數據、流量欺詐，試圖在混亂中牟利，直接動搖了音樂流媒體平臺的業務根基，整個行業的發展也將受到重創。
對此，唱片公司正采取更為強硬的法律行動。目前，從德國、巴西到加拿大，一批非法服務已經被迫關閉。這表明，只有整個音樂價值鏈齊心協力，才能有效打擊欺詐行為，重塑行業信任。
因此，未來的音樂產業需要變得更加透明、開放和數字化，技術的快速進步與市場壓力將迫使行業不斷適應新的規則和模式，這也是下一個十年的挑戰與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