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卷按下“暫停鍵”

2022年，“隊友”研究生畢業后到一家民辦學校教書，但學校里面各種考核以及身邊同事進進出出讓她極度缺乏職業安全感，終于下定決心考編。

只是省城競爭太大，想著“曲線救國”，就考到了鄰市的一個縣中，2023年9月正式上崗。

她入職的縣中距離家里接近60公里，每天來回通勤120公里，幸好中間大部分是高速不至于擁堵，但每天通勤時間2個小時來回奔波也實在是辛苦。

這還不是最痛苦的，由于她教的是高中年級，她所在的縣中每個月只放一個下午的假，除了寒暑假和少數幾天的節假日，幾乎是天天上課，根本沒有所謂的周末概念。

當然，這并非她們一所高中的內卷，全國幾乎九成的高中都是這么執行的。

不過，這種磨時間的內卷，最近被突然按下“暫停鍵”。

上周末，她所在的縣中接到通知，從本周末開始，高一高二的周末補課被叫停了，也就是說，他們也能夠正常雙休了。

幸福來得并不突然，近期，全國多地正在逐步推進落實普通高中雙休制度。據媒體報道，浙江省杭州市高一、高二年級全面停止周末返校；江蘇揚州、南通等地高一、高二雙休，高三調整為單休；湖南省長沙市部分高中下發周末放假通知……就江西而言，高一高二雙休也基本上是全省推行了。

可見，這已經不是某個省市的試水，而是全國性的教育大轉彎了。

近些年來，教育內卷已卷出新高度，學生的課堂時間越來越長，高中學生心理健康問題突出。

湖南省教育廳統計顯示，省內高中平均每周補課時長高達12小時，重點中學學生日均睡眠不足6小時。某示范性高中的跟蹤調查發現：持續補課的學生群體中，高三抑郁檢出率比雙休制學校高出23%。

前兩年，國家為了扭轉教育內卷，重拳打擊校外補課，雖有矯枉過正的嫌疑，但卻也實實在在地傳遞一個信號，對于防止教育內卷，決策層已經不打算停留在鼓勵、倡導上了。

今年以來，國家為了防止教育內卷相繼提出包括提高高中學位供給、叫停周末補課等措施。1月出臺的《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明確要求落實“健康第一”理念，實施學生體質強健計劃，保障中小學生每日體育活動時間不低于2小時，并建立全國學生心理健康監測預警系統。

浙江新密市第一高級中學的實踐顯示，雙休制實施后，學生“眼里有光”，自主學習能力增強，部分學生甚至重新培養興趣愛好，參與社會實踐。

只是，在高考的指揮棒之下，高中雙休政策的推行，注定要伴隨著質疑與挑戰。

雙休背后的“囚徒困境”

高中雙休政策推行后，在互聯網上的評價卻是兩極分化。

贊成雙休的人說，“那些反對雙休的人，一律建議每天五點半上班，晚上10點下班，工作40分鐘休息10分鐘，三餐30分鐘結束，工作期間不允許打盹發呆，周末休息一天可以，但是要把工作帶回家做，做不完上班后挨批評還不允許有怨言。每周接受一次考核，成績不好周末延長工作時間。”

反對雙休的人說，“那么大的孩子天天回家，你能看得住？有人歡喜有人憂，條件不好的在家玩手機，條件好的請老師一對一，多少家長有壓力。”

在筆者看來，這種爭議的核心在于當前教育陷入了“囚徒困境”——雖然大家都知道高中雙休對孩子身體好，但是你不知道會不會有一部分人會在你孩子休息的時候補課，為了不被落下，所以你也得先卷起來；雖然明知過度補課效率低下，卻因“唯分數論”焦慮而不敢停手。

當大家都有這種心態的時候，焦慮自然變成了壓力，而且不僅僅是心理壓力，更是經濟壓力。數據顯示，教育支出占城鎮家庭收入比例從2016年的19%飆升至2023年的35%，成為年輕人“不敢生”的第二大原因。

更深層的矛盾是公平隱憂。雙休制下，富裕家庭可能轉向高價一對一輔導，而普通家庭則面臨“補習不起”或“放任躺平”的兩難。如河南某高中家長坦言，雙休后孩子“多玩一天手機”，自律性差的學生可能形成“周末真空”。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指出，教育改革需破除“時間堆砌”的迷思：“超越合理限度的學習時間反而降低效率。家長應認識到，真正的競爭力源于思維能力和心理健康，而非機械刷題。”

但高考壓力之下，競爭如此激烈，要真正地破除迷思又何其難！

高考指揮棒不動，減負能走多遠？

高考的壓力，一方面是學生和家庭的。盡管我這些年一直在呼吁國家鼓勵生育，但這個邏輯是相對于前些年每年1700多萬的新生兒，不到十年的時間快速下降到900多萬而言的。可如果我們對比一下全球其他國家，我們每年900萬的新生兒數量，在全球國家和地區的排名約為95至105名，比瑞士、奧地利還要多。

在這樣的前提下，所謂的內卷其實是對優質資源的爭奪。為什么我們近些年一直在說寒門難出貴子，本質上也是在優質資源的爭奪上天賦的作用越來越小。

另一方面的壓力是學校和教育主管部門。當前“升學率”已經成為不少中學最核心，甚至唯一的考核指標，而這個指標不僅僅是學校的，也是教育主管部門的。

大家是否還記得去年國慶節的一個新聞，江蘇徐州睢寧縣一名學生致電教育局舉報學校補課，遭到工作人員連番怒懟，并要求背誦課文。

因此，很多時候學校明里暗里和“雙減”政策對著干時，教育主管部門因為也有“升學率”的考核，因此也會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廣州某中學校長接受央視記者采訪時說，“對很多學校來說，‘升學率’是唯一的考核指標，其他指標形同虛設。”

當前教育內卷的本質是優質資源稀缺與分配失衡的“囚徒博弈”。若高考制度仍以分數為核心，就會繼續陷入“誰先停手誰吃虧”的惡性循環，減負政策可能淪為表面文章。

當然，路畢竟需要一步一步走，愿意往前探索總比故步自封好。

最后，筆者斗膽做兩個預測。

第一個預測是，如果決策層下定決心減負，最后要動刀的肯定是高考升學制度。這是一個評價體系，而支撐對評價體系進行調整的肯定是資源分配，這也就回到了筆者之前的文章（秦圈3月13日《擴大高中階段學位供給，能破解教育焦慮嗎？》），增強縣域中學，提升職業學校水平等，必然是下一步的重點工作。

第二個預測是，隨著AI時代的到來，機械應試教育正與時代需求脫節，輕松學習時代必將在不遠的未來實現。浙江教育科學研究院的研究顯示，雙休制學校學生的創新思維和心理健康水平較單休組提升23%～35%。

新密市第一高級中學通過跨學科課程整合、人工智能輔助學習（如豆包、DeepSeek等工具），探索“以質代量”的教學模式。這印證了教育部長懷進鵬的觀點：“未來人才的核心競爭力是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而非重復訓練形成的條件反射。”更不用說，一旦腦機連接技術成熟，知識能夠通過存儲芯片直接輸入，教育將迎來翻天覆地的變化。

當然，這些都是后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