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宋明蔚。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關于中國自由攀登者的故事。
提到攀登或者登山,我相信大部分人會聯想到的肯定是那些成功人士站在世界最高峰的勵志故事。然而我想要講述的故事主角恰恰相反,從世俗的角度來看,他們大多都是失敗者。他們有些大學肄業,高中輟學,有些人成長在一個并不幸福的家庭,甚至有些人終生居無定所。
這是一群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在死亡的懸崖邊尋找自由與自我的故事。就是這些所謂的世俗意義上的失敗者,我心目中真正的中國登山者,在中國這片大地上,書寫了一部最隱秘但卻最壯麗的登山史詩。
?初聞嚴冬冬
這一切的開始應該溯源到2008年的那個春天。
2008年中國發生了許多大事件,北京奧運、汶川地震等等,而那時我只是一個坐在遼寧省鞍山市高中教室里的高二學生。我清晰地記得,5月的一天中午,老師走進教室對我們說,為了激勵大家的高考斗志,學校請來了兩位成功的校友,一名是北京水立方的設計專家,另一名是剛登頂了珠峰的奧運火炬手,嚴冬冬。
當時我對登山也沒有太多概念,跟現在主流對登山的一些刻板印象差不多,都離不開這些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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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那些專業的登山者,首先肯定登的都是珠峰,而且他們肯定都是一些企業家,有錢又有閑,可以花費不菲的金額去攀登這座山峰。即便不是企業家,那也一定是一些專業運動員。無論如何,他們登頂珠峰之后,都離不開那些關于自我、關于征服的敘事。
只不過那一年,我記住了另一個跟登山綁定的關鍵詞“嚴冬冬”。
第二年,我考到了廣東的一所大學,陰差陽錯地加入了學校的登山社團。登山指導老師在給我們普及國內登山歷史時,非常向往地談到,當今國內有兩名最頂尖的青年攀登者,一個叫周鵬,另一個叫嚴冬冬。
我心里一驚,嚴冬冬?那是我第二次聽到這個名字。要知道我幾乎是從東北小城考到了祖國對角線的一個大學里面,卻無意中在一家小眾的登山社團里再次聽到了高中學長的名字。那一剎那我甚至覺得可能是重名,但我知道就是他,因為他的名字跟登山綁定在一起。
只不過社團登山老師稱呼嚴冬冬的時候,不再是登頂珠峰的火炬手,而是國內頂尖的阿式攀登者。
到這里,我想先給各位普及下兩個關于登山的術語:一個叫喜馬拉雅式,一個叫阿爾卑斯式。
?兩種登山流派
其實這兩種風格和流派,本質上并沒有高下之分。只不過,喜馬拉雅式這種攀登風格在國內要么過度商業化,要么過度政治化了。之前我對登山的刻板印象,也大多數都是基于喜馬拉雅式的。
接下來,我用幾組圖片幫大家直觀地了解兩種攀登風格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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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喜馬拉雅式,一個登山向導帶著一個客戶。在商業的喜馬拉雅式攀登里面,只要你交納足夠多的費用,便會獲得一個一對一的向導。他會像保姆一樣全天候地保障你,必要的時候幫你穿鞋,照顧你的起居,甚至在你非常累的時候,手拉著手帶你向上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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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阿爾卑斯式,其中兩個攀登者在交替地開辟新路線。他們兩個人之間不存在向導與客戶的身份區別,是絕對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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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照片拍攝于尼泊爾一側的珠峰南坡,牦牛馱著大量的物資,在夏爾巴人的趕往下往營地走。
這是喜馬拉雅式攀登最顯著的特點——出動大量的人力物力來建立非常齊備的營地,然后把這個營地一直推到盡可能的最高處,保證所有攀登者安全無虞地沖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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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圖中的兩個人是我的朋友阿楚和小劉,他們也是當今國內頂尖的阿式攀登者。在這張照片里,他們各自背負各自的裝備,往登山大本營走去。
他們的背包可能有十幾公斤,甚至幾十公斤沉,但那是他們未來一周所有的裝備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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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是喜馬拉雅式攀登營地里一個公共的廚房帳篷,在這里,你能吃到熱乎的食物,這在雪山上是一件非常奢侈、非常幸福的事情。
而飯飽之后,你可以走到屬于自己的一個臥室帳篷。甚至當你爬了幾天渾身臭汗的時候,還可以洗到熱水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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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阿爾卑斯式攀登中,沒有廚房帳篷,沒有臥室帳篷,他們可能很多天都吃不到熱乎的食物,甚至像圖片里這樣,必須要在雪山上露宿。
如果你仔細看的話,可以從他們的臉上推測出來,頭天晚上,他們一定經歷了極度的寒冷、狂風,還有種種饑餓的折磨。
在阿式攀登中,與痛苦為伴是一個很常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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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張圖片都是喜馬拉雅式攀登。如果你報了一個珠峰的商業攀登旅行團,無論是交納28萬元的基礎攀登費用,還是最頂格的48.88萬元,到了沖頂那一天,你還是要老老實實地排著隊,沿著同一個路線、同一根繩子慢慢地往上爬,一直通往世界最高點——珠峰的頂峰。
如果你仔細盯著這兩個圖片,可能會感覺很熟悉。因為本質上來說,這跟十一黃金周的5A景區沒有任何區別,你都是需要排隊的,而且只有那么幾分鐘的時間來打卡拍照——舉著一個事先準備好的小旗子,然后說“我登頂了珠峰”,甚至是“我征服了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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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阿式攀登者都不屑于爬珠峰。與那座世界最高峰相比,他們更想爬的是海拔只有五六千米的,不知名但難度更大的山峰。他們想在這些山峰上開辟全新的、只屬于他們自己的新路線,甚至想開辟那些還沒有人類登頂的未登峰。這對他們來說是更有成就感的事情。
但就是這樣的一些新路線和未登峰,導致了他們可能時常會面對有暴露感的地形,面臨著墜落的風險,甚至冰崩和雪崩的風險。
而更常見的,是一個人暴露在無垠曠野之中的永恒的孤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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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真正的阿式攀登者,是不會為了崇高的國家榮譽而去攀登的,也不會為了個人利益而去攀登。
他們攀登只是為了自己的內心感受而攀登,或者也可以說,是只為了攀登而攀登。在我看來,這才是登山文化中最有魅力的部分。
在中國的語境下,那些活躍的阿式攀登者,我們也稱之為“自由攀登者”。
?“自由之魂”
就像珠峰是喜馬拉雅式攀登的代表型山峰一樣,在中國,也有一座阿式攀登的代表型山峰——位于四川的四姑娘山主峰幺妹峰。它的海拔只有6247米,但是殿堂級的技術型山峰,有極高的攀登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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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幺妹峰
事實上,2009年嚴冬冬就是因為登頂了幺妹峰,一躍成為國內頂尖的阿式攀登者。
那時,嚴冬冬還有諸多其他耀眼的光環在身上。他是我們遼寧省鞍山市的理科高考狀元,考入清華大學,成為了同學、老師和父母眼中的天之驕子;他是翻譯了幾十本英文專著的英語學霸;同時他還作為奧運火炬手登頂了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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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嚴冬冬和孫斌共同翻譯引進的《極限登山》??
但是這些在他看來通通沒有意義。他多次說過,進入實驗班、名列前茅無法讓他感到生命的熱烈,高考狀元、清華學子的身份也無法讓他感受到存在的價值。
是的,就算上了清華大學又如何呢?那里擠滿了來自全國各地的高考狀元,所以嚴冬冬的成績到了大學后只能算是平庸。他為了登山逃了很多課,以至于最后沒有拿到清華大學的學位證,即使他對這個學位證也并不感興趣。他那時已經認定,以后要干的工作就是跟登山有關的,而他所學的生物專業無法幫助他實現這個理想。
他想攀登,只不過是想通過攀登來獲得自由。
自由是一個復雜又抽象的概念。但是對于嚴冬冬來說,他所謂的自由很簡單——在想爬山的時候就去爬山,想爬什么樣的山就去爬什么樣的山。但就是為了實現這樣看似簡單的自由的生活狀態,他付出了太多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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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冬冬
大學畢業之后,嚴冬冬租住在清華大學西門外一個簡陋的平房里,付著低廉的房租。他每個月的伙食費只有不到30塊錢,相當于每天不到一塊錢,是一個非??鋸埖臄底?。但就是在這樣一個生存狀態下,每次要買裝備的時候,他甚至連幾千元的價簽都不看,毫不猶豫直接入手。
憑著英語的天資和聰明才智,他明明可以尋找一個按部就班的工作,用工資來養活愛好,為什么嚴冬冬不這樣做呢?事實上他也嘗試過。他去了北京的一家英語報社,一周只需要上三天班,在我看來是非常幸福的。但他完全受不了坐班這種形式,上了12天班,每天度日如年。
他也曾受到中國登山協會的邀請,有機會進入體制內,拿著鐵飯碗,過一種相對安逸的生活,但也被他委婉地拒絕了。用他自己的話說,如果陷入了那種按部就班、循規蹈矩的生活漩渦中,他怕以他當時的心力,再也逃脫不出來。
你可能會想,這樣一個對登山如此癡迷的青年一定非常擅長這個事情吧?甚至你可能會覺得他是一個體育特長生。恰恰相反,他是個體育特差生。
嚴冬冬的體育差到什么程度呢?他的肌肉力量和耐力是非常薄弱的,引體向上做不了幾個,但這些好在可以通過后天的訓練來加強。而先天的身體條件,比如平衡感、協調性,是無法短時間內提高的。
我舉個例子,他在北京周邊的一些小山上,從比較陡的斜坡上下去的時候,他會覺得害怕,因為他的協調性很差,所以必須半蹲著身子,一點點挪移著下山。
而且他的攀巖水平也不怎么樣。攀巖了五六年后,嚴冬冬的攀巖水平還處在從初學到進階的過渡階段。所以他的身體在山野中會有一種極度的不自由感,這種不自由感與他對登山的熱情,形成了一種強烈的不對等的反差。
也許他曾一度感到痛苦,但這絲毫不妨礙他對山野的癡狂。
直到2009年的秋天,他和他的黃金搭檔周鵬經過三次嘗試之后,終于登頂了四姑娘山幺妹峰南壁的一個中央路線。這是一條全新的路線,他把這條只屬于他們倆自己的路線命名為“自由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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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攀登成就??梢哉f中國的阿式攀登者開始閃耀在國際的登山舞臺上,就是從這一刻開始的。
之后,嚴冬冬和周鵬兩人開辟了一系列高難度的攀登路線,也拿到了很多非常有含金量的攀登獎項。比如2011年的時候,他們開辟了四川貢嘎山域嘉子峰西壁的一條高難度路線,這個路線比“自由之魂”難度更大,是這個組合有史以來最高難度的攀登,他們把這條路線命名為“自由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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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想說的是,這位學長帶給我的激勵與其說是攀登上面的,不如說是人生上的。他讓我意識到,一個人為了自己熱愛的事情,到底可以付出到什么程度。以及一個人一旦實踐了他的自由意志,同時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個自由意志的后果跟代價,必須甘愿承受這個自由生活的甜美和痛苦。
免責宣言
幾年的攀登之后,嚴冬冬也經歷了數次山難。他多次與死亡擦肩而過,也多次與死神正面交鋒。他參與過很多救援,也見到了許多血淋淋的尸體。他見證了一個登山者的遇難會給他的搭檔、給幸存者、給他的家人帶來怎樣的痛苦。
所以嚴冬冬也開始一而再、再而三地思考登山中的死亡。直到有一天,他意識到死亡的另一重本質——責任。
嚴冬冬所謂的“責任”,更多是針對攀登中的搭檔關系而言。在阿式攀登中,我們習慣把這樣的攀登搭檔稱呼為“生死搭檔”。這是由阿式攀登的技術原因所決定的——兩三個攀登者在搭檔攀登時,需要一套結組操作,把彼此通過繩索穿在一起,就像字面意義上的“一根繩上的螞蚱”。
一旦一個攀登者發生意外,比如掉入裂縫、墜入懸崖的時候,另一個攀登者必須及時通過一套制動手段來提供保護。這也意味著,他會承擔相應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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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冬冬(右)和周鵬(左)
因此這對搭檔必須充分信任,甚至生死相依。所以如果有一天萬一不幸遇難,嚴冬冬不希望人們把所有的問題、責難歸咎于他的搭檔身上。
2012年,經過多年多次的思考,嚴冬冬發布了著名的《免責宣言》:
我,嚴冬冬,現在清醒地宣布:
我理解登山是一項本質上具有危險性的活動,可能導致嚴重受傷或死亡。我認為,選擇參與登山活動,意味著選擇接受危險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在做出所有跟登山有關的決定時,我都會把這種危險性考慮在內,這樣的決定包括選擇什么人作為同伴一起登山,以什么形式攀登什么樣的山峰和路線,等等。
我清楚,在我與我選擇的同伴一起登山時,我的生命安全許多時候取決于同伴能否在有風險的情況下做出恰當的反應和舉動。我也清楚,登山是一件具有挑戰性的事情,登山者在面臨這種挑戰的時候無法保證總能做出恰當的反應和舉動。
我認為,如果在我自愿選擇參與的登山活動過程中,我因為任何并非我自己或同伴故意制造的原因而發生嚴重受傷或死亡的情況,那么我的同伴不應當為此承擔任何責任。
2012年4月28日
你可以看到,他的描述方式是非常清醒冷靜的。事實上《免責宣言》并沒有任何法律效力,但它的作用、它的影響力,對于之后10年的自由攀登者而言,遠勝于任何律例。
?隕落
就是在《免責宣言》的同一年,我成為了我們學校的登山隊隊長。2012年2月,我帶著登山隊前往四姑娘山雙橋溝攀冰訓練。也就是在這次訓練中,我終于有機會近距離地接觸到了這位高中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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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冬冬(右三)
圖片里歪著頭、戴著眼鏡、穿著紅黑色羽絨服的這位,就是嚴冬冬。
我們倆簡單地寒暄了一下,碰了一杯酒,并沒有說太多話。因為我知道我們來自于同一個普通的高中、同一個普通的城市,也都有登山的愛好,我相信我們一定有很多共同語言,日后也一定會有更多的交流。
所以那次碰杯之后,我們就走在各自的人生道路里。我繼續我的學業,他繼續追逐他想要的自由的生活。只是我沒想到,我們唯一一次近距離接觸,卻不幸成為了最后一次。
僅僅不到半年,2012年的7月份,嚴冬冬和周鵬在新疆的西天山深處登頂了一座未登峰。那又是一次了不起的、非常有技術含量的高難度攀登。只不過在下撤的路上,嚴冬冬不幸掉入冰裂縫里。他的搭檔周鵬多次嘗試救援,最終失敗。
嚴冬冬卡在了冰裂縫里,最終他的遺體也留在了里面,永遠地與大山住在了一起。
這個噩耗在幾天內迅速傳遍了整個登山界,所有人都不敢相信這件事真的發生了。我還記得,聽到嚴冬冬遇難時,我呆坐在電腦前,感覺內心深處有某種東西被徹底撼動了。雖然我說不好那是什么,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將永遠記住他的名字——嚴冬冬,以及他所代表的自由登山精神,和“自由之魂”“自由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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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冬冬一生共翻譯了35本書。西天山山難一個月后,嚴冬冬生前翻譯的最后一本書《天生就會跑》上市了。許多讀者通過購買、閱讀這本書的方式來緬懷他。這部暢銷書后來間接推動了中國越野跑運動的發展。
之后的幾年里,我依然保持著登山的愛好,每年都會攀登幾座雪山,也嘗試過各種攀登風格。然而,我始終與最極限的攀登方式保持著一定距離,沒有開辟過任何新路線,也沒有登頂過未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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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中的宋明蔚?
與此同時,我進入了一家媒體工作,做了很多戶外類的深度報道,也見識了更多自由攀登者的故事。
無論是作為愛好者在山上攀登,還是作為一名媒體工作者來到新聞現場,我發現這些自由攀登者的故事都深深打動著我。
這些故事最有魅力的部分,不僅僅發生在山上,更發生在山下,發生在自由攀登者的內心深處。我非常好奇,是什么原因讓他們在年少時一步步走進了山的世界?他們為登山放棄了什么,又獲得了什么?他們如何平衡攀登與家庭生活,又如何面對時常發生的死亡與事故?
我也聽過一種說法,認為這些自由攀登者之所以選擇極限的生活,是因為他們在郁郁不得志的生活中試圖把登山當作一種寄托、一種出口,或者是在高壓的現代生活中尋找一種解藥、一種治愈的手段。
還有人試圖用心理學的方法來分析他們,說這些人心里一定有某種缺失,所以想在登山中尋找人生的代償,在另一個擅長的領域獲得尊嚴感。但我并不這樣認為。至少在我的觀察里,自由攀登對他們來說,不是寄托、解藥,更不是人生路上的代償。
登頂狂熱
以活躍在2000年初的自由攀登者王茁為例,他說登山對他而言是一種“消遣”,只不過是最嚴肅的消遣。這種嚴肅的消遣能讓他的生命具有意義,也能讓他的頭腦保持敏銳。
王茁是活躍在北京地區的一個自由攀登者,技術相當不錯。2004年,他和搭檔伍鵬嘗試攀登四姑娘山的婆繆峰,那是一座錐子一樣尖銳的山峰,難度極大。最終他們攀登失敗,從山里出來后,在埡口與這座山峰合影,并約定來年繼續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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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茁(左)與伍鵬(右)??
幾個月后,王茁帶著新婚妻子攀登婆繆峰附近的一座雪山。不幸的是,就在2004年的最后一天,他和妻子遭遇了大雪崩。王茁遇難,他的妻子先被宣布失蹤,后來奇跡般獲救。
這是一個令人感慨又悲慘的故事,因為王茁一向以理性著稱,但就是這樣一個理性的登山者,最終在事故里遇難了,不禁讓人感嘆生命的無常。
而他的搭檔伍鵬,也是一個理性嚴謹的攀登者。除此之外,他還是一個浪漫的人,網上的ID叫“自由的風”。他說過,在工作和自由之間,他總是喜歡選擇自由,因為人生中最美好的記憶在辦公室里是等不來的。
伍鵬有一個小女兒,他開辟了一系列全新的攀登路線,都是以女兒喜歡的動畫片角色來命名的。他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也有一個不錯的工作。其實在所有自由攀登者里面,他的生活算非常美滿的。
只不過在這個美滿之外,稍微有一點不如意,那就是沒能實現和王茁的約定。
所以從2004年之后,伍鵬每年都關注婆繆峰的每一則攀登信息。直到2014年,他終于來到了婆繆峰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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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繆峰
伍鵬再次攀登這座山峰的念頭,與其說是想實現自己的攀登理想,不如說是他非常渴望替搭檔完成這個遺愿。他還說過,如果完成了這次攀登,開辟了一條全新的路線,他會把這條路線命名為“十年”,來紀念這十年當中發生的所有事情。
2014年,伍鵬已經快40歲了,女兒也快兩歲。這次攀登并不順利,他們遭遇了極端天氣,伍鵬的身體在攀登過程中被極度耗竭,最終停在了距山頂100米的地方。
100米,大家可能會覺得很近,但在高難度的地形中,這100米可能需要攀登半小時。此時伍鵬面臨兩個選擇:一個是理性地下撤,或許能全身而退。事實上對于自由攀登者而言,哪怕你離頂峰再近,選擇下撤都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
而另一個選擇,是冒著風險沖頂。
正常情況下,伍鵬肯定會做出那個理性的選擇,只不過這次有些不一樣,他太渴望攀登婆繆峰這座山峰了。十年來,種種微妙的情緒疊加在他心里面,產生了化學反應,他陷入了所謂的“登頂狂熱”之中。
在那一刻,登頂似乎成為了伍鵬生命中唯一的意義。他的搭檔說,還剩100米,其實我們已經算登頂了,在這下撤吧。伍鵬回答,都到這了,不登頂就白活了。
所以最后伍鵬選擇了沖頂。他真的站在了婆繆峰的頂上,也開辟了那個“十年”的路線。只不過最后沖頂那段路耗光了他的體能,在極端的天氣下,他開始失溫,他的意識逐漸模糊。緊接著,他犯了幾個連續的致命錯誤,最后從婆繆峰的山下墜落了下去。伍鵬遇難了。
后來,伍鵬的妻子在他兜里發現了他們一家三口的合照,上面還有女兒的小手印。顯然伍鵬在沖頂時也將這張照片帶在身上,或許是想提醒自己吧。但在最后時刻,登頂狂熱讓他忘了一切。
我知道你們可能會覺得無論是伍鵬、王茁還是嚴冬冬,他們是不是太自私了?雖然作為成年人,他們能勇于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甚至也能號稱接受最壞的后果。但當他們離開后,死亡的痛苦卻落在最愛他們的人身上。
那么,到底是選擇極致的生活,盡情地追求自由意志,同時卻刺傷身邊最愛的人呢,還是遠離曠野與高山,帶著遺憾過完此生?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人生觀的博弈,就像兩種攀登方式一樣,沒有高下之分。但對于自由攀登者來說,沒有中間地帶,他們必須做出其中一個選擇。
當選擇自由攀登者這個身份的時候,他們就注定選擇與這種風險,甚至與死亡并存。這似乎成了他們內心中最掙扎、最撕裂、最矛盾的地方,也成為了他們永遠無法與自己和解的原罪。
但我想說的是,大多數成熟的自由攀登者不會回避或漠視這種原罪的存在。他們就像背負荊棘一樣,清醒而痛苦地背負著它去攀登。也許有人會說,這是另一種自私,但我認為,這也是一種勇氣。
與時間賽跑
在2021年年初,我終于決定把中國自由攀登者的故事完整地寫下來。他們的人生是那么的精彩,他們的思想是那么的深邃。而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人完整地書寫過他們的故事。
他們都是小人物,正常情況下,他們沒有機會出現在正式的歷史記憶中,即使在官方媒體中出現,大概率也是一則負面新聞,甚至評論區會有很多網民在不解中嘲弄、嘲諷甚至謾罵他們。
這些小人物,有些已經不在了,有些還在活躍,有些是我素未謀面但惺惺相惜的前輩,有些是我的朋友。福樓拜曾經說過,當你在為朋友立傳時,應該寫得像是在為他復仇。因此在執行這個寫作計劃的時候,我的復仇計劃也開始了。我想利用我的采訪和寫作技能,替他們把最真實的人生和最躍動的心靈譜寫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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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寫作項目也連接了我過去十多年來的人生。當我決定全力以赴辭職寫這本書時,我突然明白了,2012年7月,當我聽聞嚴冬冬遇難的噩耗時,我內心深處被撼動的到底是什么——那也許就是寫作這本書的精神源頭,是一種夾雜著好奇之心、悲憫之心與孤高之心的傾訴欲。
這也是一場與時間的賽跑。書里的大部分自由攀登者都活躍在15年甚至20年前,他們有些已經失聯,有些已經不在人世,而那些幸存者腦海中的記憶,已經開始模糊了,我必須及時把這些記憶打撈出來。
我相信,只要有人還記得他們,他們就還沒有真正死去。而我想通過文字,讓他們永遠活下去。
于是,我開始大量走訪,馬不停蹄地走訪。在兩年半時間里,我走訪了100多位自由攀登者,積累了數千萬字的素材。之后我花了半年多時間開始高強度地寫作,終于在2023年3月的一個上午,完成了這本書的初稿。
看著電腦里的文字,我長舒一口氣。我知道,要把這些文字變成一本出版物,可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至少,當自由攀登者的故事變成文字時,他們的人生印記,就不會那么容易消散了。
這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關于中國自由攀登者的故事。我是《比山更高——自由攀登者的悲情與榮耀》的作者,宋明蔚。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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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山更高——自由攀登者的悲情與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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