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頗受贊譽的電影《初步舉證》，描述了一樁“事先張揚”的強奸案：約會男女在酒吧暢飲之后，又相約回到女方家中繼續喝酒。在發生完一次性行為后，女生感覺不適去衛生間嘔吐。事情到這里，雙方的陳述基本一致，仍然是你情我愿的親密關系。

而后的情況，卻出現了完全不同的版本：女生描述再回到床上之后，盡管她極力抗拒，還是被男方按住手腳和嘴，強行發生了性行為；但在男方眼里，這就是二度激情，女方沒有不同意，他也沒有使用暴力；甚至在事后，他立刻沉沉睡去，完全沒想到女方會悄悄離開，前往報案。

在女方眼里，“你傷害了我，你怎么敢說你當時不知道”；在男方眼里，“你毀了我，你為什么要這樣？”法律能夠再現真相，并實現正義嗎？很難。

按照被害人的陳述，這是典型的熟人強奸或約會強奸，沒有明顯的暴力和人身傷害，雙方都承認發生過性關系；需要確認的，就是女方對于第二次性行為的意志。

從法學規范的角度，法律承認成年女性能夠理性地決定和控制自己的性行為，因此她說“是”就允許，說“不”就應該意味著拒絕。現在她都來報案了，她痛哭流涕，渾身濕透，這還不夠嗎？

但古今中外都有一種思維慣性，總是害怕因女性撒謊、報復而使男性受到冤枉，比如說，“事發后尋找托詞”“出于報復心理”或者“謀求同情和關注”。在本片中，辯方認為，女方這么做是為了“爭一個職業晉升機會”；尤其是在雙方都熟，其中一方沒有表現出足夠反抗——在本片中，情況更復雜，是發生在“女方家里，雙方已經發生過一次性行為的半小時之后”。在事實真相究竟如何的疑問下，防止一方（男性）被冤枉，也是案件中的重要問題。

如果只是討論熟人強奸的法律問題，那本片就不值得這么多掌聲和關注，這個問題已經被學術論文討論得夠多了。當片中的女主在法庭上大聲地喊出“有三分之一的女性被害，請看看你的左邊、你的右邊”，任何一個裝睡的人都會被叫醒。她的選擇，讓我們必須正視和討論一系列與性行為相關的迷思，以下是其中較為明顯的兩大問題，而其他相關問題也會繼續豐富下去。

一、性與征服敘事：為何男人總覺得女人在演戲？

被害人常常描述男方壓住自己的手腳，捂住自己的嘴巴，強行發生性行為。但這一幕，同樣在很多激情戲里反復出現，似乎正常的性愛也是如此，男女都樂在其中。請注意我說的是“似乎”，這不代表具體的個體。

這些人群中，既有電影《Baby girl》里喜歡安全條件下的暴力的女性，也有《初步舉證》里希望獲得尊重和溫柔對待的女性。但文化慣性沒有這些區分，在各種文本和影像里，渲染的就是男主導—女被動、男強勢—女接受的經典模式；在這個過程中，使用一點輕微暴力是被允許的，這是男子氣的表現——“一種有毒的東西”。

女性主義法學家凱瑟琳·麥金農認為，色情片教男人把女人的“不”當做“半推半就”，把反抗當做羞怯，把羞怯當做邀請。我認為，不僅僅是色情片，連一些愛情片也對此“作出了貢獻”，其中反復呈現的征服模式會內化為大多數人的性腳本，以為“性即支配”。這不僅增強了性行為中的暴力傾向，也削弱了我們的道德抵制。

女性被剝奪了她們講述自身性感受的機會，所以男性很容易認為，她們應該跟片子里呈現的一樣“喜歡這樣”。

在電影《好東西》里，鐵梅明確對小馬說“我不喜歡”——這一點彌足珍貴，因為性別是通過反復表演建構的，有太多女性已經習慣被動和接受，這又強化了男性的自以為是——當女人明確說“不”的時候，她才教會了男人必須正視女性的意愿，而不必“我以為你喜歡”。

但更困難的地方在于，性同意不是一個簡單的“是”或“否”的問題，性與控制是伴生在一起的，它深植于權力、文化和個人心理的復雜結構中。如同《性權利：21世紀的女性主義》一書的作者所言，某種社會心理結構“讓男人想和那些并不真的情愿的女人上床，讓他們感覺克服女人的抵抗是他們的職責所在”。

問題變成了：男人為什么覺得他們必須要在兩性關系中堅持、主動、推進？以至于會誤讀女性的同意，甚至覺得女性這種時候都在“演戲”？

在電影《色，戒》中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就是易先生對前來赴約的王佳芝說的：“有這么難嗎？”這發生在他們第一次性行為之前。他當然知道這個年輕的女人在色誘他。他想占有她的時候，她卻在躲避。他眼里的她在“演戲”——欲迎還拒，扭捏作態。

對于這句話，有多重解讀。我認為，從“女人不要裝”這個角度，對于女性的刺激和羞辱會更強，對本文的觀點也更有助益。“有這么難嗎”的言下之意是，你別裝了——它暗示性行為是一種無需考慮女性感受的自然權利，同時恥笑了女性的抗拒。《初步舉證》中的朱利安也是這樣對待泰莎的，他想的可能是：“我們剛剛才睡過了，你不需要再裝了吧？”

討論這個問題，是因為在我的律師生涯中，遇到過一些男性當事人真誠地認為，自己得到了允許和同意。在他們眼里，女性當然會有裝羞怯的，他們如果在這個時候停下來，顯然就是“不識時務”。事后他和“強奸犯”沾上了關系，他百口莫辯。不管能否脫罪，他都對這個女性恨之入骨。但他們很少捫心自問，在那個過程中有沒有感受到拒絕。頂多是半推半就吧？他也許會這么認為。

我很想知道，這是誰教給他們的？想來想去，大概這就是流行的性征服腳本。這種腳本之所以具有如此強大的破壞力，正是因為它植根于整個文化體系的土壤之中，它構成了男性的認知體系，也塑造了女性的部分認同。

從《初步舉證》的陪審團審的結果，就可知一二。女性陪審員多一點好，還是少一點好？女性是不是更懂女性，更同情強奸案的被害人？很難講，有的女性甚至比男性更接受征服敘事。

二、醉酒狀態下的性同意，在法律上是否有效？

《初步舉證》討論的是女方在那一刻到底同意與否的問題，辯方努力證明女方對于性行為是知情且同意、事后才反悔的。

但同樣的案情，在中國可能會簡單一點：如果有證據證明當時女方是醉酒狀態的話，她即便沒有反抗也可以無效處理。因為法律要保護的是成年女性在清醒理智的狀態下同意或者不同意發生性行為的權利。

請注意條件，既要成年，又要理智，還要清醒。這就排除了某些未成年的女孩、智力存在障礙的女性以及醉酒狀態下的女性，她們即便同意也是無效的。

設想一下，受害人在性關系發生時屬于醉酒狀態，她當時可能沒有反抗、沒有說不，甚至還有摟抱親密的挑逗動作，醉酒后的同意是同意么？不是。她清醒后不認可此事，向警方報案，那么法律就會認為，她的醉酒狀態意味著她不具備性同意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男性就得承擔刑事責任。

此時，你可能發現了一個悖論：處在醉酒狀態，如果發生性關系的話，女性的醉酒狀態導致的是喪失性自主權；而男性的醉酒狀態導致的是，即使在完全斷片的情況下，也要承擔完全刑事責任能力。法律在此處給男性施加了更嚴苛的責任，這也許是基于性行為的發起者是男性，但這也來源于前文所描述的男權社會的刻板印象——女性永遠是性行為的客體。

我的文章采取女性視角，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所處的困境；然而，這不代表在任何情況下男性無需為這些錯位掙扎。

刑法中的父權制本身就很復雜，有時受害女性是一種弱勢身份，處于被壓迫的狀態；有時犯罪嫌疑人的男性又成了弱勢，成為被壓迫者。我們必須以動態的視角來看待強奸案件中男女的權力關系，但標準的變化會使事情變得更加復雜，也即可能從同一個前提得出兩個相反的推論。

《初步舉證》提到一個觀點：男權視角下的強奸罪證明體系，使得女性的舉證變得極為困難；你最好是一個完美的被害人，否則面臨的就是“九九八十一難”。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但從被告人的角度，如果他確實中了這種認知的毒，一旦獲罪，面臨的同樣是困境。

法律要保護弱者，如何保護？誰是弱者？弱者的形象是不是被法律塑造的呢？是否因為保護弱者出現對真相的犧牲、對另一些人權利的侵犯？假如立法出現雙標，司法智慧能不能彌補立法的不足？

行文至此，尚有很多問題等待解答，這肯定不是個案的問題。比如，女性的拒絕為什么說不出口？女性可以在親密行為的哪個階段說“不”？還是任何時候？父權制下的“宜人性”是否也是一個被害因素？醉酒狀態下的女性，如果事后追認同意是否會影響國家的公力救濟？等等。一篇短文無法承載關于同意標準、兩性關系的思考。也許正如《初步舉證》這個標題暗示的那樣，這只是初步舉證，我們可以思考和討論的問題還有很多。

當我坐在影廳里看這部電影，包括我在內有四個女生觀影，當劇中人說出那句“在你的左邊，在你的右邊”的時候，我被震撼到了。是電影給了我這個思考的機會。面對這些問題，即便我們暫時無法得出確定的答案，但也給我們提供了探索認知和邏輯邊界的機會。

最后，劇中人并沒有贏得訴訟——這在意料之中，如果她贏了，我反倒覺得太過夢幻。輸贏帶來的只是罪與罰的機械重復，并未觸及根本。我們要從“初步舉證”出發，而抵達的并不止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