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亞社會里，個體與社會的關系始終是一個復雜又深刻的話題。

正常的世界是非常強硬的，它會靜靜地排除掉異類。不夠正經的人都會被處理掉。

2016年，日本作家村田沙耶香寫的這本《人間便利店》（コンビニ人間）獲得了當年的芥川獎，小說通過講述大齡單身女青年古倉惠子的故事，記錄了一個“非正常”東亞人生活的艱辛，也映射出了個體在社會群體關系中的壓力與掙扎。

古倉惠子，一個36歲、未婚、沒有戀愛史、沒有正式職業（在日本，傳統上認為“正式職業”是指教師、醫生、公司職員等能夠提供穩定收入、有明確職業晉升路徑、且社會認可度較高的工作。）的女性，從大學開始就在一家便利店打工，一做就是18年。

這18年來，惠子迎來送往了很多店員，就連店長也換到了第八任。她的生活平靜且單調，每天吃著便利店的便當，按照規則手冊要求擺放貨架，聽著收銀機發出的咔咔聲，重復著那句“歡迎光臨”，不談戀愛、不結婚……

她不太能夠理解人的情感和社會的常識，甚至在面對死亡和沖突時的反應也總是與眾不同，即便這從未給他人制造過麻煩，卻也被同事評價說是“活得不像個正常人”。

在日本社會，女性要么立足職場，有一份體面穩定的工作；要么回歸家庭，為相夫教子做出貢獻。但惠子卻走向了第三條路，她既沒有結婚的意愿，又因為人際關系和表達能力的障礙無法進入職場，所以選擇在一成不變的便利店尋找安慰。因為只有在這里，她才能讓自己看起來像個“正常人”，不需要面對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和情感交流，只需要照章行事。

只要模仿別人買咖啡、聊天氣，就能成為便利店的標準配件。

但隨著年齡的增長，這種“不正常”在社會中就愈發顯得格格不入，身邊的人都將她視為“異類”，這也讓惠子倍感壓力。

為此，她甚至將便利店里那個消極怠工、糟糕透頂的店員白羽以“利益交換”的方式，帶回家“同居”假裝男友，試圖換取別人一些看待“正常人”的目光。

我一直在模仿著他們，只為努力扮演大眾心目中的人。

在“做自己”和“成為合格零件”之間徘徊不定，惠子的掙扎也正像是東亞青年集體困境的縮影。

而當“內耗”“躺平”成為東亞社會經久不衰的熱詞，“如何才能活得不擰巴”就成了一個頗具現實意義的問題。

而我似乎在那些活得清醒的普通人身上，看到了更為普適的答案：認清自己的位置，放下無用的糾結，把力氣花費在能改變的事情上。

認清自己的位置

關于要不要向生活“妥協”，之前看到過一個非常有趣的比喻：

以高考為例，如果你高考考了720分，為了進清華，所以選擇服從調劑到冷門專業，這可以算作是妥協；但如果你高考只考了四百來分，這壓根兒就談不上什么妥協，因為你的實力遠夠不著清北的門檻，你要做的是接受命運的安排。

東亞社會的價值評判非常的單一，社會的文化氛圍是并不承認人的多元價值，而是將人的價值等同于生產價值，也就是“利他性”。一個人一旦失去了利他的功能，社會評價就會降低，甚至會遭受到排擠。

就像卡夫卡的小說《變形記》中的主人公格里高爾，當他變成一只甲蟲，失去了作為“人”的勞動價值后，家人和社會對格里高爾的態度，就跟著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曾經的關心和依賴，變成了冷漠和厭煩。

因此，倘若我們能夠盡早地意識到自己就是一顆螺絲釘，堅定地去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比如實現向上擇偶，一份編制內的工作，拿到超一線城市的戶口定居……然后再針對這個目標去提升自己的“性能指標”，諸如學歷、長相、年齡、收入……等等條件，這樣精神內耗越少，或許越容易過上更好的生活，取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

反之，如果過度地糾結事物的本質、意義，在選項之間反復權衡，這樣精神內耗反而更重，很容易錯過所謂的社會時鐘下賦予的一些紅利。

在《被嫌棄的松子的一生》里，松子始終都活錯了坐標：年輕時為了討好父親當老師，中年為了取悅渣男當脫衣舞女，老年又在垃圾堆里等待死亡……她總是在追求“被愛”，好像又從來沒認真想過：“我的能力，夠得著什么樣的生活？”。

但是反觀韓劇《未生》中的張克萊，最學歷不高，外語能力全無、特長全無、技能全無，除了會圍棋以外其他一無所長。但他到一家綜合貿易公司當實習生的第一天就明白：“在別人眼里，我連當個螺絲釘都不合格。”

于是他白天背產品參數，晚上學外語，周末研究報表格式。兩年，就成了部門最可靠的“多功能零件”。因為想在這里生存下去，就是要比其他人“更有用”。

說得更殘酷一點，東亞社會就像是一臺巨型的機器，會給每個人都打上標簽：考不上985，系統默認你只能當“基礎零件”；35歲未婚，會自動歸類到“待維修零件”；存款沒百萬，抱歉，你的“性能評分”不足。

我覺得這也不是悲觀，而是在提醒我們：與其對抗規則，不如先看清自己的“出廠配置”。就像《滄浪之水》里的池大為，當他放下“知識分子的清高”，開始按體制規則寫論文、拜碼頭，反而解決了女兒上學的難題。

不要有錯位的期待

停止內耗，是從不再有錯位的期待開始。而減少內耗的關鍵，則在于區分“想要”和“能要”之間的不同。

在電影《立春》中，一個小城音樂老師王彩玲一生的悲劇，就是從一句臺詞開始：

我不甘心在這個小地方平庸到老！

她借錢托關系想調去北京歌劇院，結果被騙子卷走了所有的積蓄；拒絕嫁給老實人，結果被全鎮嘲笑“老姑娘”；好不容易遇到一個soulmate，對方卻是個同性戀……

這種痛苦就是來自于錯位的期待：才華撐不起野心，又不愿接受普通人的生活。就像有人月入五千卻焦慮“該不該買學區房”，二本畢業卻糾結“進不了大廠是不是失敗”。 

對比起日劇《逃避雖可恥但有用》，女主角實栗就聰明的多。當她發現研究生畢業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靠研究員工資太低，立刻就轉行去做了家政婦；當雇主平匡提出“契約婚姻”（就是在外裝作夫妻，在內依舊是雇傭關系），實栗立馬掏出計算器說：“主婦勞動年薪值304萬日元，麻煩簽個合同。”

所以，人要務實地活著。在東亞文化中，人們往往被灌輸了過高的期待，仿佛人人都能成為人中龍鳳。這種不切實際的觀念，也讓很多人在現實的落差中感到受傷。

就像《東京女子圖鑒》中的女主角綾，最初到東京時，懷揣著對奢華生活的幻想，一心想要躋身于上流社會。她不斷地更換男友，試圖通過婚姻實現階層的躍遷，每一次社交聚會，都會刻意營造出一個完美的形象，精神內耗很嚴重，把自己折騰得疲憊不堪。

直到劇中的后期，綾才逐漸認清自己。開始與自己的平凡和解，放棄對那種虛幻生活的執著，轉而專注于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時，內心反而獲得了真正的平靜。

找準自己的目標

韓國電影《寄生蟲》里有個場景讓我印象很深，就是窮人基宇一家躲豪宅桌下，偷聽樓上富豪夫婦時，基宇突然說：“我要買下這棟房子。”父親嘲諷他說：“醒醒吧，你連大學都考不上。”母親緊接著又補了一句：“先想想明天怎么不被發現。”

但這一家人之所以能夠在富豪家里寄生幾個月，絕對不是單純地靠幻想，而是有很明確的目標拆解：哥哥偽造文憑當家教；妹妹偽造身份當藝術治療師；父母則是研究主人作息漏洞當司機和管家。

現實中，普通人實現目標從來都不是靠喝雞湯，而是像寫程序一樣一步步的很具體。《東京女子圖鑒》的女主綾，就是典型的目標派，從鄉下女孩到銀座精英，她的人生規劃很清晰：

23～28歲：住三茶區，嫁暖男；30歲前：跳槽到Gucci，釣精英男；40歲前：找代孕生孩子。

雖然最后并沒有完全如愿，但確實也是踩著每個臺階在往上爬。

目標明確的價值就在于可以減少迷茫，避免在無謂的糾結中浪費時間和精力。

就像在當下考公考研的群體中，相比起那些整天在網上問“學歷是不是在貶值”“公務員還值不值得考”的人，單純為了混一張文憑、進體制內躺平的考生，因為沒什么精神內耗，反而更容易上岸。

韓劇《請回答 1988》中的善宇，從小就知道家里過得不寬裕，很早就立下了目標，要成為一名醫生，改善家人的生活。就是因為目標足夠明確，內心沒什么雜念，所以即便外界有再多的誘惑和干擾，也壓根兒影響不到他，就是心無旁騖地學習，最后考上醫科大學。

但劇中的東龍就剛好相反，愛好廣泛，整天游走在各式各樣的社團活動中，看似忙碌充實，實則迷茫的不行。直到后面發現自己確實喜歡音樂，把音樂當成職業目標后，才算是真正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和動力。

所以，首先得明確目標，然后對應著拆解。比如，你想要留在大城市，就得買一套五百萬的房子，那么你打算多少歲前實現？拆解到每個月的話，月薪需要達到多少？目前能給到這個月薪對應的工作有哪些？崗位要求是什么？你距離崗位要求還差多少？

還有就是完成這個目標，對應要放棄的東西和付出的代價，你是不是愿意接受？月薪五萬連續“996”“時保聯”你愿不愿意？再比如，你人生的目標是進高校當老師，那就得去讀個博士，當你苦哈哈地讀博的時候，昔日的同學可能已經在大城市買下了幾百萬的房子，你能不能做到自洽，能不能清醒地知道，那不是你的目標，你有自己的目標要達成。

如果你做不到，只能說明你并沒有那么想要罷了。因為一個人真正想要的東西，是一定會全力以赴地去爭取的，而這個過程中，勢必要付出相應的代價。你不能沒有理想，就只是整天幻想。

事實上，在社會的各個領域，對人的量化都無處不在。找工作的時候，學歷、年齡會被打分；申請博士的時候，過往的履歷、科研成果會被打分；申請移民時，移民表格上同樣也要根據年齡進行賦分。

但在這種社會結構和文化氛圍下，對于90%以上的人又都是極其公平的。順從規則，就更容易能獲得世俗上的成功，反之則要承受相應的代價。

或許在東亞，較勁不如借力。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劉知趣，作者：劉知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