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頭疊甲：本文無意挑起任何性別對立，不要一個性別壓倒另一個性別，要全部人都好。

最近幾年，脫口秀，這種原本在小劇場里的藝術，搖身一變成了網絡時代的“大型真心話大會”，金句接連出圈，也有人因此被推上風口浪尖。

尤其是女性脫口秀演員的出場，她們不再滿足于“罵男友、吐槽婚姻”這些安全的段子包，而是開始把話題一步步推進——從月經羞恥、催婚、催生，到重男輕女、職場歧視、性別刻板……她們以自嘲和諷刺打破沉默，把無數“本來不能說的事”，說得讓人笑出聲、想下去。

很多女性脫口秀演員選擇的題材，大多源自她們的親身經歷。例如，大山里出來的女孩Echo，曾說過：“我們家有兩個姐姐一個弟弟，這個家庭的排列組合，可以看出我們家真的喜歡女兒。”這種接地氣的幽默，引起了大量女性觀眾的共鳴，她們感慨：“這不就是我嗎？”

然而，也有部分人批評女性脫口秀只會談性別議題，指責她們“吃女性主義流量紅利”“挑起性別對立”，認為這種話題狹隘、過于討好。這種批評的背后，是否也反映了對女性主義的普遍反感？（男性脫口秀演員討論困境時，也常有自己的舒適區，但好像無人指責）

這篇文章就從女性主義本身講起，聊聊為什么有人會厭惡女性主義？網絡上的“反女權”情緒又是怎么建構起來的？

中國女性主義：從口號到網絡現場

1919年的新文化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也孕育了婦女解放思想。彼時的女性解放，是民族獨立和階級革命的一部分，革命如何定義“新中國”，也就如何塑造“新女性”。1949年以后，女性被納入宏大敘事中。“婦女能頂半邊天”不僅是口號，更是政策引導下的實踐邏輯：女性與男性并肩成為“建設祖國”的主力軍。在這一時期，性別差異在公共領域被壓平。只要所處的階級地位相等，婦女就能與男子一樣，處于社會的中心地位。

80年代市場經濟改革的到來，重新賦予了性別差異社會意義，女性開始被作為“性別群體”重新定義，并與男性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一時期，以李小江為代表的幾位女學者，首次提出人類文明的歷史發展是男性統治自然和控制女性的過程，并對“女性主義”與“母權”的沖突進行反思。

在工作場所中，她們與男子享有平等的權利，在這里，她們成了社會的“第一性”，而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她們卻要擔負起家庭主婦的角色，充當社會的“第二性”。雖然公共領域出現了男女平等的政策，父權的影子依然籠罩在私人領域。

90年代下崗潮中，女性由于“好管理、不鬧事、有家庭責任”等印象而被優先下崗。此間主流話語更出現吊詭的“超前論”，將日本主婦模式包裝為現代化樣板，試圖將女性完全推回私人領域。

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女性的問題終于被接受為世界性的、人類社會的問題時，全球性別議題——從性別暴力、性別主流化到性少數議題——才集中涌入中國公共話語場，“gender（性別）”一詞開始逐步替代“women（婦女）”成為政策與研究的主語，性別平等被納入國家發展議程。

網絡時代的到來，撬動女性主義的傳播與行動可能。網絡2.0時代的社交媒體生態將用戶從“信息接收者”變為“內容創造者”，微博、豆瓣、小紅書等平臺成為女性主義議題的發酵地。一批年輕的女性主義者，以“女性主義行動派”的面貌登場，通過月經羞恥討論等議題，將性別暴力、身體自主權等議題推入公共視野。

然而，女性主義并沒有因網絡平臺而一勞永逸地獲得勝利。

一方面，它日漸多元化，也愈加分化。在今天這個看似“人人都是女性主義博主”的時代，女性主義既成為一種時尚標簽，也是一種營銷策略，深入影視、文學、廣告、流行文化各個角落，成為“顯學”。

當代主流“普世女性主義”將原本旨在拆解父權結構的激進理念，逐步轉化為強調“自我賦能”“美好生活”的消費性話語。它不再試圖改變世界，而是提供一些“讓你感覺良好”的生活方式建議。它無害、可控，甚至有利于市場與主流文化的吸納——而正是這種“無害性”，可能正在悄然剝奪女性主義最本質的批判性力量。

另一方面，網絡空間也并非全然友好，有人專門假扮女性發表極端言論，故意制造性別矛盾，把水攪渾后反手給女性主義扣上“挑事”的帽子。這些套路看似低級，卻讓不少不明真相的群眾對女性主義產生誤解。

同時，反女權的聲音在社交媒體上愈加響亮，許多女性主義者不僅面臨來自傳統觀念的攻擊，也遭遇了“網絡噴子”的圍攻。

為什么他們厭惡女性主義

為什么部分男性，會厭惡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通過倡導性別平等和挑戰傳統性別角色，直接對抗了霸權男性氣質中的權力結構，本質上是在松動男性長期占據的優勢地位。媒體、制度和文化中的父權制意識形態，往往將女性主義描繪為破壞社會秩序的“威脅者”，讓不少男性覺得自己的位置受到威脅。

回歸日常生活，一些男性雖然口頭上表示愿意學習并支持女性主義（詳見《好東西》里面的趙又廷飾演的前夫》），但他們常通過一些無意的言語和行為來維護自己的男性特權。這些行為可以歸納為三種主要類型：

1. 以自我為中心

男性往往表現出愧疚、冒犯、受害感和意圖辯護等情緒。一些男性將愧疚轉化為積極行動，參與性別平等實踐，但某些男性感到自己被女性主義的刻板印象冒犯，期望被視為盟友，而非加害者。

有些人也將自己的困境與女性的壓迫進行對比，忽視了性別不平等的結構性根源，表示“男人壓力也很大啊！”——卻絕口不提職場晉升、政治話語權這些實實在在的性別差距。

2. 訴諸進步

一些男性將性別不平等歸因于過去的歷史，認為“情況已經比以前好得多”，不理解現在的女性主義為什么還要更多的權利，這種說法將焦點從當下的性別不平等轉移到已取得的進步上，弱化了對現狀的批判。

還有人會覺得性別差異根本無法消除。這使得不平等變得理所當然。

3. 依賴權威

部分男性批評女性主義“缺乏客觀性”，說什么得有數據、要理性。他們特別喜歡拿男性學者寫的“理性”文章做參照，批評女性作者情緒化、主觀。但對“女人不適合當領導”這種偏見從不較真。

網絡厭女：數字時代的反女權

現實中人們或許并不會把性別矛盾每天掛在嘴邊，但虛擬空間的反女權聲量卻日益增多，網絡厭女癥表現得尤為明顯。

網絡厭女癥大致有兩種表現形式。首先，在技術、游戲和政治這些男性主導的領域，知名女性常常成為惡性攻擊的對象，遭遇人肉搜索、侮辱性言論。而另一種表現則是日常網絡幽默中的惡俗厭女情緒，它通過喜劇梗圖、諷刺評論和都市詞匯等方式滲透，尤其是在一些“懂王”的嘴里，女性本身被描繪成極端、幼稚、不理性，甚至以外貌、智力來性別化貶低。

（或許你也聽說過“女生學理科還是比不上男生”“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你是女生，怎么能懂得這些復雜的事情？”“女人不懂政治”“原來是女司機，怪不得”這些話。）

反女權者還會妖魔化女性主義，可以分為四大策略：一是將女性主義者污名化為“異常女性”，通過攻擊外貌、婚姻狀況、道德觀念等來強化傳統性別規范；二是將女性主義訴求扭曲為“西方文化入侵”，指責其威脅中國的傳統文化；

三是通過將女性主義與極端主義聯系，來污名化女性主義者為“反國家”的危險分子；四是批評女性主義者為“假女性主義”，貶低其為“鍵盤俠”，認為她們并未真正推動社會變革。這些策略，既轉移了對性別不平等的關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反女權的合理性。

反女性主義與父權制的權力體系緊密交織，成為維持男性主導地位的核心工具。它并非僅僅表現為對女性的反感或厭惡，而是通過文化、制度和行為的交織，將女性系統性地貶低、控制和壓迫，以確保男性的權力優勢得以延續。

網絡時代的女性主義并非簡單的“流行標簽”。當女性脫口秀演員用幽默與諷刺挑戰性別規范時，笑聲提醒我們：女性主義的“泛濫”從來不是問題，問題在于我們為何仍然在重復相似的困境？

很多人誤以為男女在打擂臺，但真正的對手從來不是彼此。父權社會和男權結構不僅壓迫女性，它同樣制造了對整個社會的不公平。它一方面壓制了所有無法完全被傳統規范包容的人群——無論是性別、性取向，還是任何與“標準”不符的個體；另一方面，那些常見的“男人嘛，能理解”的情境——比如參與酒局，在煙霧彌漫的環境中調侃性的時刻，也會讓一些男性感到不適。

宣稱“我是女性主義者”太輕飄飄，“女性應不應該化妝”這樣的問題從不是女性主義的戰場，喊著“我是女人就該如何”的口號不過是舊瓶裝新酒。女性主義不需要招募信徒，也不該變成誰讀沒讀過女性主義書籍的入場券。剖開標簽背后的結構性暴力，才是我們真正需要面對的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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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嚴肅的人口學八卦 （ID：renkou8gua），作者：李小蕾（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健康學院碩士生），責編：李婷（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健康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