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于當地時間4月2日宣布，對所有貿易伙伴設立10%的“最低基準關稅”，并對以及對中國、歐洲、越南、印度和韓國等貿易伙伴征收更高關稅。

歷史上，美國曾經兩次對貿易伙伴征收高額關稅：

• 1890 年《麥金萊關稅法案》將進口稅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保護了美國工業，但同時也推高了消費價格并引發了政治反彈；

• 1930 年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是為了保護美國國內產業，這一關稅導致 1929 年至 1934 年間世界貿易總體下滑約 66%，并且普遍認為，該政策嚴重加劇了當時的大蕭條并惡化了全球貿易狀況。

特朗普新關稅政策公布后，Meta 和 Nvidia 的股價分別下跌了 5% 左右，而蘋果和亞馬遜的股價則下跌了 6% 左右。許多經濟學家警告稱，白宮已啟動了幾十年來全球貿易最大的轉變之一，其結果可能是美國消費者物價上漲和通脹加劇。分析人士稱，最新一輪關稅舉措對科技投資者來說“比最壞的情況還要糟糕”。

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于3月28日發布了《打貿易戰可能意味著輸掉科技戰》的文章。《互聯網法律評論》將這篇文章做簡要編譯，以供讀者了解新關稅與科技競爭之間的關系以及可能影響，以及中國機遇的可能性。

美國特朗普總統在其執政初期雄心勃勃地試圖迅速調整美國經濟關系，其重點是對對手和盟友廣泛使用關稅，盡管這很混亂。新一輪互惠關稅將于4月2日生效，一些高級官員稱之為“解放日”。

然而，目前的大部分討論都忽視了這些措施的最大風險：多線貿易戰將削弱美國在關鍵和新興技術領域的競爭力，而這些技術對于美國的經濟增長和國家安全目標至關重要。

一、技術領先才能塑造未來經濟秩序

事實上，“美國優先”貿易政策要面臨的持久考驗，并非其對商品貿易逆差或鄰國攔截芬太尼的短期影響，而是其對美國創新和擴大關鍵及新興技術能力的影響。而中國已準備好抓住美國的戰略失誤，以鎖定決定性的技術優勢。美國面臨的風險從未如此之高。

在這些技術領域建立并保持優勢的國家將塑造未來的經濟秩序。它們將有能力在全球市場制定技術標準，掌控技術供應鏈和關鍵節點，并能夠塑造未來的工作和就業形態。而且它們更有可能在技術驅動的商品和服務的市場份額爭奪中占據先發優勢。那些無法做到這些的國家將會落后。

二、中國技術已經崛起并融入全球技術價值鏈

根據大多數評估，美國目前在許多關鍵和新興技術領域保持領先，例如人工智能、尖端半導體設計、生物技術、制藥、超級計算和量子計算，不過須特別注意的是，中國正在迎頭趕上。況且，在其他技術領域，中國已經處于領先地位，例如加密貨幣、小型無人機、電子商務、電動汽車、面部識別、移動設備制造、高速鐵路、高超音速、太陽能和風能以及電信。

如果美國認為，中國的技術崛起僅僅是因為重商主義和政府行為，那么就是大錯特錯。美國不得不承認中國具備的優勢：高質量的科學研究、大量的 STEM 人才、快速從“實驗室走向市場”的能力、在加工關鍵礦物方面的主導地位、擴大商業生產規模的能力以及進入全球市場（尤其是全球南方）的渠道。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已很好地融入了大多數主要技術價值鏈（technology value chains）。

三、提高關稅影響的是美國科技公司

關鍵點是：“技術價值鏈”是全球性的。它們包括復雜的研究、貿易、商業和投資關系，縱橫交錯于世界各地，從亞洲和歐洲的發達經濟體到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國家，再到非洲和南亞的發展中國家。

為了參與競爭，美國公司，無論大小，都需要可靠地獲取關鍵且具有成本競爭力的投入，與這些投入的供應商建立穩定的聯系，以及強有力的保護，以防止知識產權被盜和工業間諜活動。

此外，他們還需要外國直接投資和出口市場準入。然而，關稅和報復的波動至少會削弱穩定的技術環境。多線貿易戰很可能會對尋求在先進技術上競爭的美國工業、大學和工人構成重大障礙。

以半導體行業為例，該行業包括全球的芯片設計商、代工廠、設備供應商和材料供應商。英偉達、高通和英特爾等美國公司在先進芯片設計方面處于領先地位，但它們依賴中國臺灣和韓國的芯片制造商，依賴日本和荷蘭的設備供應商，以及中國的加工材料。

對來自中國、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進口產品征收關稅；對鋼鐵和鋁征收關稅；以及對其他國家征收的互惠關稅，給美國芯片制造前景增加了不確定性和成本。它們可能會改變投資者的預期，并引發類似于中國針鋒相對的關稅和對關鍵礦產的出口管制的報復措施。 

根據《芯片與科學法案》以及特朗普宣布中國臺灣和阿聯酋大規模投資，為吸引美國芯片制造業投資到亞利桑那州、紐約州、俄亥俄州和其他州所做的努力值得稱贊。關稅威脅可能會促成這些舉措，但真正的投資能否實現落地主要取決于其他因素，而不是關稅，如稅收優惠、人才和法規。

相反，對芯片投入征收關稅會使美國芯片制造在短期內變得更加昂貴，同時保護美國本土公司免受市場壓力，而這些壓力對于其長期競爭力和創新至關重要。這對人工智能革命不利，因為人工智能革命將依賴于獲得尖端芯片的機會。 

Tips:半導體投資建廠取決于什么因素？

根據ITIF再2024年底發布的一項研究《評估印度是否準備好在全球半導體價值鏈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制造半導體工廠的設計和運營非常微妙和復雜，在評估數十億美元的晶圓廠投資地點時，半導體制造商可能會考慮多達 500 個獨立因素 - 從國家和州的人才、稅收、貿易和技術政策到勞動力價格以及法律和海關政策，甚至需要考慮到月球引力對裝配線的影響等細微的細節。

為了贏得半導體投資，各國不僅需要正確處理 500 個因素，而且它們在這 500 個因素上的“得分”強度需要比其他尋求相同投資的國家更高。

類似的問題將在美國東北部和西海岸的生物技術和生命科學領域重新上演，并且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美國中部和南部。該行業依靠國際合作蓬勃發展，從包括中國和加拿大在內的全球合作伙伴那里采購原材料、專業設備和活性藥物成分。對這些進口產品征收關稅會增加研究和生產成本，扼殺藥物開發和醫療技術的創新。 

美國伊利諾伊州和科羅拉多州等州的新興量子產業也不例外。量子網絡依賴于 15 多個硬件組件，例如隨機數生成器、探測器、量子芯片和偏振設備，這些組件分別由中國、法國、德國、印度、日本、新西蘭和英國的公司供應。如果關稅提高這些投入的成本，或者報復措施限制美國公司獲得關鍵組件，美國就有可能失去這一關鍵技術的先發優勢。 

四、美國“單打獨斗”贏不了

美國副總統萬斯在 2 月份“巴黎人工智能行動峰會”上提出的技術領導愿景，值得美國政府內部考慮。盡管萬斯肯定了美國確保“美國人工智能技術繼續成為全球黃金標準”的意圖，但他仍舊強調說，“僅僅因為我們是領導者，并不意味著我們想要或需要單打獨斗。”

為此，美國政府的“美國優先”貿易和技術政策，重點關注美國的技術領導地位。即使與某些國家形成了雙邊商品逆差，美國仍應尋求獲得技術產品和服務低成本投入的可靠途徑、深度和安全的研發伙伴關系、在重點出口和投資控制方面加強協調，以及取消對美國出口商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特別是與中國的關系和技術協議中，都應確保美國不間斷地獲得加工的關鍵礦產。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Internet Law Review，作者：納文?吉里尚卡 (Navin Girishankar，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經濟安全與技術部主任），編譯：互聯網法律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