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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刷新成績的吳艷妮，始終跑不出輿論的暴風眼——當然，這個27歲的姑娘也許從來樂得身在其中。3月23日晚，吳艷妮在2025南京世界田聯室內錦標賽女子60米欄半決賽中，跑出8秒01的成績，打破了塵封11年的全國紀錄，也是該項目亞洲歷史第四好成績。四天后，3月27日，世界田聯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吳艷妮重返亞洲第一。跟在新聞后面的話題，依舊是典型的吳艷妮式的表達：#吳艷妮放話全運冠軍必須拿下##吳艷妮說我失去的一定要拿回來#（圖/CGTN環球體育）成績是新成績，爭議也依舊是那些爭議。唯成績論者反復念叨她搶跑，質疑紀錄和獎牌的成色；道德衛士拿著放大鏡，審視她的眼線、著裝和夸張的動作；評論區里，討厭吳艷妮的人不厭其煩地展示過往的“黑料”。許多人依然期許這樣的運動員：在賽道上精進勇猛、在賽場外低調謙遜，這更接近一種傳統的道德形象。當然，隨著吳艷妮數年如一日的我行我素、高調張揚，一些不喜歡她的人愈發憤怒，一些路人卻漸漸開始重新打量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不一定要達到劉翔的高度，才有資格做自己公眾對運動員形象的期待，總是失之于片面，這一點在吳艷妮身上體現得特別明顯。大眾語境里，經常存在著兩個形象截然相反的她：其一，艷妮·阿麗塔戰斗天使驚艷cos·全新出爐的女子室內全國60米欄紀錄保持者·直面刻板印象的個性勇者·大膽做自己的新一代運動員·為女性積極發聲·吳；其二，艷妮·成績起伏不定還愛夸海口·穿衣尺度太大頗為不雅·過度表演嫌疑和不務正業導致成績無法突破·迷失于流量不可自拔·吳。評論總是無趣地偏向其中一邊：取得成績就齊齊叫好，認可她的野心，盛贊她場上場下都美；成績一般就罵成一片——看，還差得遠吶，過度自我營銷就是原罪！于是，當吳艷妮在南京室內田徑錦標賽女子60米欄比賽以8秒01刷新全國紀錄時，在混合采訪區一遍遍強調“全國紀錄是我吳艷妮的”時，輿論不出意外地又來到高點。但，如果下一次成績不佳呢？批評聲可想而知，會來得更加猛烈。學會以更健康、平和的心態，去看待一個運動員或是一個人，或許可以從少一些大驚小怪開始。對運動員來說，成績依然是最重要的標尺，它是運動敘事的核心。目前女子跨欄項目的話語權，依然由美國、牙買加等傳統短跑強國掌握。2024年，女子室外100米欄成績前十都跑到12秒40之內，而同年跑出12秒74個人最好成績的吳艷妮，與世界頂尖水平仍有明顯差距。給吳艷妮或其他運動員一個合理的預期非常重要，這決定了我們如何談論她。吳艷妮的短期目標是維持亞洲一流，破室外跨欄全國紀錄，沖擊頂尖尚需時日。無論是取得巴黎奧運資格、破全國紀錄，還是亞運會搶跑、在兩站世界田聯鉆石聯賽墊底，都是目前她正常發揮的范圍。所以，不一定要達到劉翔的高度才有資格做自己。但如果能達到劉翔的高度，能更好更完整地表達自己。吳艷妮當然有拒絕被稱為“網紅運動員”的底氣，只是她通過更好的成績，讓這份底氣變得更充足，以運動員身份解釋一些事情才更有說服力。比如，會跨欄和會畫眼線并不矛盾，做一套張揚的出場pose和跑出好成績也不矛盾。吳艷妮在南京室內田徑錦標賽做了個神似阿麗塔的妝造，是她尋求身心解放的強烈標志——“戰斗”和“天使”，本來就可以共存。又比如，運動員與營銷之間從來不是矛盾關系。都2025年了，樸素、單純、一心撲在訓練上而無暇他顧的頂級運動員越來越少，他們都在或主動或被動地和社會接軌，既為了當下的發展，也要考慮退役后的出路。在當代的注意力經濟中，沉默等于消失，這個道理不只對明星生效，對運動員也是。吳艷妮在運動場之外接代言、拍雜志、玩Cosplay，本質上與谷愛凌曬念書日常、蘇炳添開健身課、鄭思維和許昕創立運動品牌、張國偉做視頻博主的選擇并無區別：提升運動成績的同時，將競技價值合理折現為社會影響力，本就是職業體育的進化邏輯，也是越來越為大眾接受的生存道理。誰在爭議吳艷妮在積極運營自身形象這條路上，吳艷妮走得并不容易。作為當下中國女子運動員里最出挑的人，她必然會遭受最多的壓力。格外有意思的是，輿論在成績與形象對比下的“雙標”：如果吳艷妮相貌平平，人們大概會夸她專注純粹；可她偏偏顏值與實力都有，喜歡評論的人反而陷入認知混亂——仿佛運動員必須灰頭土臉才是專業的，甚至“合理的”。她要站在風口浪尖去驗證如何做到某種平衡，讓大部分人接受新一代運動員的追求，既不像前輩們那樣將商業視為洪水猛獸，也不像純粹的網紅那般沉迷流量帶來的幻覺。公眾對吳艷妮的苛責，一定程度上是對道德話語失控的恐慌。傳統敘事中的中國運動員，應當不善言辭、謙卑木訥、老老實實爭取成績，除此之外不應該有其他過度甚至失范的行為，但吳艷妮顯然挨個打破，同時在繼續打破這些觀念，她不謙虛，也不藏著掖著，幾乎每一步都正正踩在刻板印象之外，這需要不常見的勇氣。傳統體育敘事中，運動員總是以刻苦和質樸著稱，要么是傷痕累累的悲情英雄，要么是面目模糊的獎牌機器，似乎成績和美、運動精神和個性張揚，總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公共評論里有三種常見的心態：好看即正義、取得成就就是正義、和我站在一邊就是正義，與其中某一點不符都可能招致注意力的反噬，同時公眾對這一點并沒有足夠的自覺。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里說，技術理性與媒體控制使社會形成“單向度的思想”，公眾喪失反思能力，淪為“單純甚至無聊”的群體。所以當吳艷妮對著鏡頭喊“別定義我”、在搶跑爭議中堅持申訴、在寫真風波里回懟“記得加美顏”、在整容質疑前坦承“剛割了雙眼皮”時，這種不合作的姿態，觸碰了某些人的控制權焦慮。近些年，吳艷妮接受采訪時都力求用大方坦誠的姿態陳述自己，她對外發聲的尺度正在變得越來越成熟。就像她在微博發的一句話，“人生每一刻都可能是自己的25號底片”時，她的價值就不只是是否突破12秒64全國紀錄的可能，更因為她證明了運動員可以是流動的、矛盾的、未被規訓的生命體。允許她成長，也允許我們成長實際上，女性運動員在展現自身形象時，往往更加需要平衡尺度、小心翼翼。鄭欽文拍某些品牌廣告時被修得更白皙柔美，失去標志性的力量感和自然，王霜、鞏立姣和潘曉婷等出色的女性運動員，也不止一次被追問婚姻狀況。當吳艷妮的肯豆風寫真引發“像運動員還是像網紅”的爭議時，她的回應策略都是先提成績，再聊其他。把實力放到第一位，是一種正確的敘事策略，如她所說，“成績會替我發言。”這是她主動背起的責任，也是身在這個位置必要的擔當。吳艷妮的爭議，映出當下公眾對體育精神的單薄想象。當社會還在爭論運動員該不該有如此野心和表達欲時，她試圖一步步跨越刻板印象的欄架，拓寬對運動員的評判維度。公眾的討論品質和體育啟蒙，或許始于不再追問“吳艷妮究竟算不算好運動員”，而是反思為何直到今天仍要用一種非黑即白的標尺，去丈量一個有無限可能的人。所以，不妨讓她這么張揚下去，讓時間給我們新的議題和答案。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個吳艷妮，是很多個吳艷妮，是很多個能夠勇敢做自己的人，來撬動許多人心里那座成見的大山：ta當然可以是木訥寡言埋頭苦練的“傳統運動員”，也可以是高調主動、積極擁抱各種新鮮事物的“當代運動員”。就像游鑒明《運動場內外》中提到的楊秀瓊，她在1930年代因為穿著分體泳衣飽受好奇和爭議，現在看來是毫無必要的保守。或許在更久的將來，我們不必再為這些事情爭論不休。如果要找一個不同風格運動員之間的共通點，那是在做自己的基礎上，積極在公共空間伸展和探索，讓自己身上承載的話題不再那么單薄。所以，不妨抱著欣賞和寬容的姿態，尊重并謹慎期待她的進步。允許她成長，也允許我們成長。欣賞一個運動員的探索野心，本質上也是在鼓勵一種可能性：不只是給吳艷妮，也給我們自己。

新學期開始，國際教育圈的“招生大戰”可謂“刺刀見紅”。國際學校的招生KPI一路攀上“食物鏈頂端”，這直接影響著教師的績效考核，也悄然改變了老師的工作模式。如今，老師不只是“教書”，而是身兼數職——講課是本分，招生是任務，家訪是常態，宣傳是義務，滿意度調查更是懸在頭頂的利劍。一張家長滿意度高分表，可能比一堂充滿熱忱的課更重要；而一個“不受待見”的老師，就算傾盡全力，也可能因為一個滿意度低分，被學校打上“績效不佳”的標簽。在這場績效與初心的拉鋸戰里，我們能堅守多久？生源流失=老師有罪？KPI考核的荒誕現實晚上九點，某民辦國際部的辦公室里，班主任李老師盯著屏幕上“穩生控流”四個字眼神空洞。她這周已經被校長約談兩次——班上有兩個學生因家長工作調動轉學，導致生源流失率“超標”，她的績效獎金也因此被扣。學生轉學，明明是家庭因素，和她的教學水平無關，可考核標準只認數據。李老師苦笑著關掉電腦，心中滿是無奈與心酸。“學生轉學=老師有罪？”在我了解的一些國際學校，這已經成了默認的邏輯。無論學生因何原因離開，只要被列入“流失名單”，班主任就得背鍋。一些學校甚至設定“紅線”——流失率超過某個指標，不僅扣錢，還可能影響老師合同續約，甚至直接解聘。于是，教師們不得不想盡辦法“穩”住學生。我親身經歷和目睹了一些情況——有的老師周末自掏腰包，陪厭學的學生看電影、吃飯，“提供情緒價值”，只為讓他再多留一學期；有的老師被逼著勸家長別送孩子出國，理由是“國外槍擊案頻發，犯罪率高，學生安全沒保障”；有的學校要求老師在家長提出轉學意向后立刻“圍追堵截”，一對一“勸退”家長，直到對方撤銷轉學申請。在這套“生源即生存”的考核體系下，老師早已不是單純的知識傳授者，而成了招生專員、心理咨詢、市場公關，甚至客服售后。“讓學生決定我的績效？”一位老師苦笑道，“那以后上課是不是得多講點笑話、放點電影？課后再送點奶茶？”然而，生源流失的背后，是整個教育市場的競爭，是家庭教育規劃的選擇，是經濟環境的影響，以及人口的變化趨勢，也有學校管理的問題。可偏偏，最無力改變這一切的老師，成了替罪羊。校規變“買賣”：特赦保平安，積分能洗白南方某校國際部，王老師親眼見證了一場荒誕的“特赦大戲”：一名考試作弊、按校規該被開除的學生，居然憑借一紙“特赦”逃過一劫。理由？“穩生控流”壓力大，不能輕易讓生源流失。事實上，這所學校的“特赦制度”早已成了一套精細化的生源管理機制：班主任有“特赦權”，德育主任可以降級處分，而校長則擁有最終的“開除回轉”特權——只要需要，處分能一降再降，甚至徹底抹除。于是，被處分的學生淡定如常，毫無畏懼，因為他們早已明白，校規不是鐵律，而是招生形勢下的靈活應變策略。有學校索性把“洗白”進行明碼標價——某東部國際校推出了《德育積分管理辦法》，簡單來說，就是扣分可以靠“刷分”補回來：擾亂課堂紀律 -20分主動擦黑板 +5分清理垃圾 +10分開放日當志愿者 +10分協助宿管老師檢查手機 +10分積分攢夠30分，可以“兌換”降低一個處分等級。一名因嚴重違紀被“留校察看”的學生，靠著勤刷積分、幫圖書館整理書籍，最終成功“洗白”，處分降為“口頭警告”。本該是規則底線的校規，如今成了招生壓力下的“交易籌碼”。在“生源至上”的邏輯下，校方已經顧不上什么紀律與公平，只要能穩住學生，處分可以隨意修改，規矩可以隨時調整。在這種體系下，孩子們學到的，不是尊重規則，而是如何利用規則。而老師呢？他們既要維護紀律，又要迎合學校的招生考核，夾在中間，疲于奔命。人口趨勢變化，中小學生源減少，老師也要背鍋？新生兒減少，讓各校陷入前所未有的招生焦慮。為了搶奪每一分生源，教師們不得不“多線作戰”：一位班主任為了挽留一名厭學情緒嚴重的學生，每周兩次上門家訪，甚至自掏腰包買教輔資料送上門；另一位老師則因學生隨父母移民，被校長劈頭蓋臉質問：“為什么之前一點苗頭都沒發現？流失了才上報？”“生源減少是趨勢，但領導覺得是我們朋友圈發得不夠勤。”一位辭職教師嘲諷道。某南方國際學校的校長在教師大會上攤牌：“去年，我們的在校生少了50人，今年還得招100人。生源不能挑，我們得盡全力爭取每一個潛在學生！”一聲令下，教師們不得不解鎖新技能：語文老師變身文案編輯，負責學校宣傳頁撰寫；英語老師兼職公眾號翻譯，確保學校“國際范”十足；數學老師用大數據分析家長擇校偏好；美術老師負責校內環創，給校園“做裝飾”；體育老師成了短視頻達人，每天直播校隊訓練，吸引家長點贊。但這還不夠。招生KPI的壓力，讓教師直接變成了市場推廣員和數據采集員。某民辦高中國際部，每月都要召開“招生專項會”，要求教師上交潛在生源名單，并暗示：“用私人關系拉學生是必要手段。”部分教師甚至被安排在周末去教育展蹲守，支起易拉寶，逢家長就塞傳單、要聯系方式——從課堂到市場，從教師到銷售，角色絲滑切換。在另一所東部國際校，校長對投資人拍胸脯保證“滿員招生”，轉頭就把所有壓力甩給一線教師和招生辦：“招不到人？說明你們不夠努力！”面對這場注定失敗的戰斗，有教師苦笑自嘲：“我在為人口的減少背鍋。”讓教師淪為招生苦力，用自己的朋友圈、家訪、直播勉強撐起學校的“繁榮假象”，被消耗殆盡的，首先是老師的熱情與信念。而最終受損的，是那些本該享受優質教育的孩子們。當教育變成一門生意，我們失去的，或許遠不止生源。結語人口波動是大勢所趨，教育不該淪為數字游戲；校規可以優化，但不能變成交易籌碼；學生和家長的訴求值得傾聽，但教師的職業倫理不該被無底線綁架。真正的教育者，追求的從不是100%的留存率，而是100%的用心率。當學校把生源穩定的責任推給老師時，是否想過，真正能留住學生的，從來不是圍追堵截，而是扎實的教學和良好的學習體驗？教育，不是生意，更不該被KPI左右。讓老師回歸課堂，讓學校回歸教育，否則，當KPI游戲散場，剩下的只有一地雞毛。